【空天研究】何奇松：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及其影响

  太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卫星是军力“倍增器”和“赋能器”。大国采取对应的太空防务战略，由此形成太空防务态势，表现为进行太空军事建设，组建太空军事部门;追求反太空能力;提升整体太空实力。大国太空防务博弈呈现以下特征:太空控制与反控制加剧;美日结成太空进攻性同盟;中俄在太空防御上结伴而行;大国加强非对称手段进行太空博弈。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加重了太空军备竞赛，导致太空首攻稳定性降低，引发核战风险，导致核裁军与核军控进程受阻。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将加剧太空紧张局势。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逐渐重要，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也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人造卫星等天基设施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明显，成为军力“倍增器”和“赋能器”，于是天缘政治学和制天权理论随之出现。鉴于太空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主要大国制定太空防务战略，加大投入，引发了太空军备竞赛等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及其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本文所指的太空大国，主要限于美、俄、中、印和日。世界上曾经拥有独立发射能力的国家有11个，即美、俄、中、印、日、英、法、以色列、伊朗、韩、朝，其中英国在20世纪就能独立制造和发射运载火箭，但是现在不再制造运载火箭;法国制造的运载火箭由阿丽亚娜太空公司(Arianespace)/欧洲空间局使用。

  尽管英、法、德、意有各自的太空计划,也有少数的军事卫星,欧洲国家的太空活动基本上依靠欧洲空间局进行。韩国只是在2013年独立发射一次卫星，最近几年一直没有用本国运载火箭发射卫星。伊朗具有独立发射卫星能力，也进行过多次发射，但是实力比较小。朝鲜也具有独立发射能力,但国际社会认为其绝大多数都是借发射运载火箭之名,行测试洲际弹道导弹之实。就全球太空防务而言,主要由美、俄、中、印、日等国主导。

  尽管其他太空国家也发挥一定作用，如法国和英国、欧空局在太空治理上也拥有相当的发言权，但太空军事投入相对较少，欧空局作为一个民事、商业太空机构,在太空防务态势上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伊朗、韩国、朝鲜太空实力有限，还不足以影响全球太空防务。就太空防务态势而言，主要指大国开展的太空军事活动，天对地、地对天、天对天、网对天的军事能力建设等等，以及为此开展的双边、多边合作与竞争。正如前述，在太空军事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限于上述国家，因此，这几个国家的太空防务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就构成了大国太空防务态势。

  目前，世界主要太空大国根据本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制定太空防务战略，以及由此决定太空防务建设，形成了目前的太空防务态势。

  第一，大国视太空为国家安全重要领域，注重太空军事建设,组建太空军事部门。自从太空时代出现以来，美国视太空为国家战略资产。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精确指出，太空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美国要充分的利用太空保卫国家利益;对其太空资产的攻击就是对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政府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回应。因此，美军一直花费巨资投资太空军事领域。截至2017年8月31日，美国拥有803颗卫星，其中军事卫星159颗，军事卫星的占比为19．8%。美国空军负责军事航天，承担其中90%卫星的建设与管理。为统一太空军力的建设与作战事宜，美国国会和军方于2017年7月增设一个新职位:空军副参谋长，由三星中将担任。此外，美国会还在为组建独立太空军进行立法准备。

  俄罗斯视来自空天的威胁为国家重大安全威胁。俄罗斯联邦2010年和2014年的《军事学说》都强调建设适当太空军力的重要性,明白准确地提出“在太空战略区域部署和保持太空航天器轨道集群”,便于军队行动。为此组建了新军种:2015年8月，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与空军合并，组建新的空天军部队，负责航天器的发射和管理，并承担空天作战使命。同时，发展在轨卫星数量，尤其是军事卫星数量。俄罗斯在轨卫星数量为142颗，其中军事卫星为85颗，军事卫星占比60%。

  日本借口朝鲜1998年发射远程弹道导弹，迫使美国放手让其自主发展军事卫星,同时颁布《宇宙基本法》为太空促进国家安全服务开路。自从1998年以来，日本太空军事能力取得了很大进展。2015年《宇宙基本计划》设想要继续扩大军事卫星，除了导航定位系统(即准天顶卫星系统)外，日本强化太空态势感知和天基海洋态势感知、X波段军事通信卫星、军事侦察卫星、快速响应小卫星和先进光学与雷达卫星;预警卫星的上马视情况而定。首相安倍晋三称该计划是“历史转折点”。

  多年前，印度知识界就呼吁军方组建太空司令部，例如潘迪特(Ｒajat Pandit)2008年就呼吁印度组建太空司令部，为“最后边疆”进行“战术、战役和战略开发”，为未来的“星球大战”未雨绸缪。2012年军方正式提出组建太空防务部门。2017年7月，政府已经批准组建包括太空防务机构(DefenseSpaceAgency)三个军事机构。该机构与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ＲO)和国防部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ＲDO)整合与利用太空资源。

  中国一贯主张太空和平利用，造福全人类，同时满足国家安全等需要。为保护太空资产，维护太空这个“新型领域的安全和利益”，是我们军队的重要职责与战略任务。为遂行“新型领域的安全与利益”战略任务，中国人民组建“战略支援部队”，也在适度进行军事太空建设。

  第二，大国追求反太空能力。太空慢慢的变成了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美国为了控制太空，谋求太空主导权，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太空武器。除了延续前两任政府加强太空态势感知系统，部署更先进监视卫星，以及第五次秘密测试X－37B等外，特朗普政府强化(反)太空能力:发展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导弹防御系统本身能作为一个反卫星武器系统。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军方加快天基导弹防御传感器建设，尽快具备拦截能力，同时要与“萨德”系统、“宙斯盾”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集成;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制造太空飞机(Space-plane，代号XS－1)。国防部希望该款飞机集飞机和火箭性能于一身，可以垂直起飞，以高超音速速度飞行，可随时发射，随时满足国防需要。

  俄罗斯也在强化反太空能力，包括地基、空基和天基的反太空能力。俄罗斯复兴和改进冷战时期的空基反卫星系统;多次成功进行了地基反卫星试验;重新启动新的天基反卫星系统，其太空物体进行近20次的太空机动变轨。

  日本已经拥有了或潜在拥有反卫星能力。2015年6月，美日联合研发的新型反导系统，即新型标准－3(SM－3BlockIIA)，进行了首次试射，并取得成功。2017年1月和6月，先后两次进行反导拦截试验。20世纪90年代，日本早于美国发射的具有轨道服务功能的卫星，就是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的反太空和反卫星技术。日本拥有或潜在拥有美国设想的太空军力应用技术。

  印度公开声称要谋求反卫星武器，已经成功测试反导能力，在理论上具有了反卫星能力。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承认印度正在开发反卫星武器。印度追求反卫星武器的多样化，不仅仅是地基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有可能包括天基反卫星武器。2013年11月印度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并进入火星轨道。从理论上讲可以在太空部署轨道武器。实际上，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发展绕地或绕月天基武器。美国一直宣称中国拥有反太空武器。根据美国的统计，对方先后进行了八次反卫星试验，2017年7月又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美国一些专家认为其拥有4～5种反太空能力，包括地基和空基反太空武器，以及双用途载人太空平台。

  第三，强化太空实力建设，增强太空军事实力。太空防务建设需要整个太空工业和技术支撑;同时，太空技术本身就是军民双用技术。因此，整体太空实力建设就是太空防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太空呈现出多极化趋势，美国太空实力相对下降，因此，为了夺回失去的太空优势，美国出台政策实施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私营太空公司发展，共同合作研发太空军事技术。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鼓励私营公司与国防部和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发射军方卫星、合作开发新军用、民用太空飞机，组建商业空间站。美国出现了以太空探索公司(SpaceX)为代表的一批私营太空公司，这些公司不仅能够研制卫星，而且还能生产可以重复利用的运载火箭，这是美国太空防务建设的坚实后盾。

  俄罗斯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本国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和租借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新建远东发射场，并改进现有“质子”“联盟”“宇宙”系列运载火箭，研发“安加拉”系列新型火箭，保障俄罗斯进入太空通道;同时改组工业，组建联合火箭与航天公司;实施航天专项计划，扩大航天资产。目前，俄罗斯太空实力恢复明显。

  印度通过技术展示显示太空防务建设进展。2017年6月，印度“一箭37星”;2017年2月印度“一箭104星”，成为创造了单次发射卫星数目最多的世界新纪录。印度一箭几十星、上百星的能力，表明印度具有相当的快速反应能力。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太空开拓者”，反映了其“全球地位的提高以及不断积累的技术专业知识，而且证明了执政党在改变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上所取得的成功”。为了给太空防务建设提供不竭动力，除了以太空大项目带动太空技术发展外,中国政府鼓励发展商业航天，实施军民融合战略,目前正稳步向前推进。

  自从太空时代出现以来，太空一直被赋予了军事意涵。随着卫星被广泛地运用于冷战结束后的历次局部战争，大国进一步把太空与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大太空防务建设，形成了太空军事化与武器化态势。

  大国的太空防务建设与态势都是基于各自战略目标，以及现有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太空防务态势博弈也很明显。

  从争夺太空控制权来说，大国博弈呈现控制与反控制的特征。美国太空战略很明确，就是实现太空控制，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太空控制与太空行动自由互为表里，太空控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太空行动自由。“太空控制”是美国太空战略的基轴，包括五大行动能力，即太空支援、太空军力增强、太空控制、太空军力应用、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 Awareness)。太空不仅要成为三军的帮手，而且太空军力要能遂行天对天、天对海陆空、海陆空对天战斗等军事行动。美国太空控制战略实际上就是谋求全面军事优势，实现其全频谱作战和多域战构想，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为此，负责太空军力建设的空军正与战略司令部等机构制定“太空作战架构”(SWC)，提升太空行动的“灵活性、持久性和弹性”。

  与此同时，负责太空作战的战略司令部正在进行重组。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JohnE．Hyten)2017年6月签发命令，改组战略司令部架构，组建包括联合部队太空司令部(JFSCC)在内的四个作战组成部门,并提升该司令部级别，由四星将军领导，该司令部由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领导。美军改组战略司令部，并提升联合部队太空司令部地位，目的在于通过训练部队、采购、测试和评估太空系统，提升太空作战能力，不仅仅整合三军，更重要的要赢得太空战的胜利。

  其他国家的太空防务建设,是对美国太空控制战略与行动的反应。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发展一定水平的太空军力，组建相关作战部队，承担太空领域的作战使命，本身就是对美国太空控制战略的回应。如果说中俄等国大力发展在轨卫星，力争与美国卫星保持大体平衡，慑止美国对中俄两国卫星发起攻击，这是被动反美国太空控制的话，那么中俄等国发展反卫星能力，不管是天基反卫星武器，还是地基反卫星武器，就是潜在的主动反太空控制的一种方式，即在本国太空资产或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利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对手的卫星。

  印度则以追求太空大国地位的方式反对太空控制。这一点来自于其没有被承认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地位的教训。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是“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地位的分水岭，尽管印度于1974年进行核试验，目前库存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但是仍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有核国家”，因此印度对未能在1968年之前试爆核武器耿耿于怀，所以希望在达成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之前进行一次反卫星武器试验。实际上，与其说印度用追求反卫星武器证明其太空大国地位，还不如说印度希望拥有反太空武器反对太空控制。

  从大国间的竞争态势看，美日与中俄对立隐现。美日结成太空进攻性同盟，而中俄两国在太空防御上结伴而行。美国和日本明显表现出进攻态势:美国拥有先进的太空攻击能力;其对太空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而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攻击具有脆弱性。“一个国家在拥有或认为自身拥有强大进攻和薄弱防御能力的时期，往往会发动和进行更多的战争”。从美国决策者的偏好来讲，美国安全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美国在太空进攻中占优势能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2017年4月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公开表示，美国要发展“进攻性能力”保卫美国。美国也宣示，如果一旦感觉其太空行动受到威胁，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发起攻击。

  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要在太空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手段，攻击敌国卫星，但也时常把进攻放在嘴边，尤其表现在反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和卫星上。日本多次表示，如果朝鲜发射导弹或卫星飞越其领空,日本会对其进行拦截。随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海基“标准3”能力的完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依托，日本不排除在太空上采取进攻姿态。自从2013年起，美国和日本举行“太空全面对话”加强两国之间的太空合作。2013～2017年，两国举行了四次对话，旨在通过发展两国太空能力，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2015年4月发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称，在早期预警、太空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与通信等领域加强合作，一旦太空系统出现威胁或军事攻击，两国将通力合作，共同应对。

  中俄两国基本上采取防御姿态。尽管在军事原则上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但中国历来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御战略。我们历来主张和平利用太空，一直强调开展国际太空合作，消除太空敌对关系。纵使中国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也是进行“科学实验”，把(反)太空武器作为一种自卫手段。因此，中国太空政策贯穿“自我克制”与“相互依赖”，在太空采取防御姿态。

  俄罗斯作为一个太空强国，在太空防务上总体倾向于防御。从国家实力上看,俄罗斯拿不出更多的财力发展进攻性太空武器与美国对抗。即使苏联在冷战时代拥有先进的反太空能力，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全面重启这些反太空能力，而是部分恢复并加以改善。俄罗斯恢复或者开发反太空能力，也是对美国进攻性的反太空能力的一种被迫回应。尽管在回应美国太空威胁时，俄罗斯也不免放狠话,表示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俄罗斯虚张声势的太空先发制人打击声明，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太空防务姿态的总体防御性质。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太空防务上结伴而行，完全不同于美日太空同盟。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同盟关系。两国在太空防务领域积极合作，共同提出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关于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以及共同发表声明，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遭到美国的拒绝。为维护两国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两国联合举行反导演习,“预防太空军备竞赛、保障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

  中俄首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空天安全2016”于2016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空天安全2017”反导计算机演习于2017年12月在北京举行。导航卫星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中俄两国在太空防务的合作。继中俄两国“北斗”系统和“格洛纳斯”系统对等设立地面站点和进行相互兼容之后，2017年两国达成协议，相互监测对方数据。这是两国导航系统的“准联盟”。

  从手段看，太空防务态势呈现非对称手段进行太空博弈。太空大国根据自己的实力，谋求非对称手段威慑、打击对手。就美国而言，谋求的是“全频谱优势”，也就是全方位优势，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太空力量和网络力量方面，构建全方位的优势力量，慑止对手，一旦威慑失败，同样使用各种军力手段对对手实施报复和惩罚。而其他国家则集中一种或集中几种方式威慑、打击对手卫星。

  对于中俄两国而言,并没有追求类似美国的各种反卫星能力，只是追求有限手段。其中一种方法是试图发展与美国大体持平的卫星数量。另外，因为卫星系统的传输越来越与网络结合在一起，这为利用网络技术攻击卫星创造了条件。而且事实上，网络不仅可以攻击卫星数据传输,而且也可以攻击卫星硬件，更可怕的是对方劫持己方卫星对己方实施网络攻击。因此，只要卫星与网络结合，卫星就有被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发展量子通信卫星，可用于防止对手对其进行非法接入。

  此外，还有一种非对称的卫星攻击技术，那就是使用太空核爆炸。这是拥有核导弹国家的太空杀手锏。“进入太空时代以来，任何一个拥有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都可以制造出虽简陋却具备高度破坏能力的反卫星武器”，一旦核武器在太空爆炸，就会对“所有太空强国的轨道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除了日本还没有库存核武器外，美、俄、中、印都拥有导弹核武器，可当作反卫星的杀手锏武器。

  当然，大国进行太空防务博弈之际，也开展一定的太空交流与合作，试图降低太空防务对抗的激烈程度。例如，中美先后进行了两次民事太空和一次太空安全对话。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太空对话停滞不前。特朗普政府强化太空军力建设，尤其开发、部署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和新太空飞机，太空防务态势博弈看来进一步强化，试图用交流与对话的方式，缓解太空防务对抗程度的前景不容乐观。

  目前，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谈判陷于僵局，有关国家毫无顾忌地研发和部署(反)太空武器与能力，加大太空武器化程度，拉升大国太空防务的对抗性，产生一系列问题，对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引发反导、太空军备竞赛，降低太空首攻稳定性。正如前述，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来袭的导弹，同时可以作为一款反卫星武器，具备“一箭双雕”功能。因此一些太空大国竞相发展和改善反导系统。美国不仅部署陆基反导系统，而且还和日本等国联合发展海基反导系统。美国反导系统试验次数之多，居于世界首位，其反导和反卫能力也首屈一指。而且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种情况又引发其他国家连锁反应。一旦一国进行反导、反卫星试验，或多或少引起他国反应。2015年10月和11月，中美俄几乎同时进行反导和反卫星试验。2017年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两次海基反导试验，并于5月进行陆基中段反导系统试验，立即引起中俄的反应。2017年6月和8月，俄罗斯和中国先后进行反导试验。

  为了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有关国家开发超高音速武器。除了X－43A和X－51A外美国空军正在迫不及待地研发新的高超音速武器。而且，美国也在与澳大利亚一起研发此类武器，2017年7月，两国进行了一次超过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俄罗斯现在也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Yu－71，先后多次进行试验。美国认为中国多次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西方称为Wu－14或者DF－ZF)的试验;2020年中国会部署该武器，2025年部署该型号的改进版。

  组建和提升反导能力肯定离不开卫星的帮助，尤其是军用卫星。前述的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卫星数量可以窥见一斑。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正大力发展太空武器，中美的太空军备竞赛正在上演，由过去的“口水战”转变为“冷战”。美国也认为美俄之间存在太空军备竞赛。目前，太空出现新“冷战”。当美国力图用先进太空技术消除太空安全威胁之时，反过来又促使其他国家发展相应的反制措施，出现这种状况使得太空首攻稳定性下降。首攻稳定性(First－strike stability)是肯特(Glenn Kent)和泰勒(David Thaler)首先提出的，“首攻稳定性侧重双方的部队态势和能力与弱点之间的平衡,如果发生对抗，这些因素会让危机变得不稳定”。他们两人利用这个概念讨论两个或多个国家利用核武器进行相互威慑。福里斯特·摩根(Forrest E．Morgan)认为太空领域与核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相互威慑，同样存在首攻稳定性问题。一旦出现危机，双方都有可能首先发起攻击，因为卫星对攻击是脆弱的;太空威慑与核威慑一样也“存在失效临界点，如果突破这个临界点将会导致报复、后续攻击和战争的快速升级。

  第二，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增加了核战风险。如同前述，太空威慑同样存在失效临界点问题，一旦失效战争就会升级,可能会导致核战争。卫星增加了核威慑能力，是核威慑的帮手。卫星提升核威慑能力的首个实践来自于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发现号”(也称“日冕号”)侦察卫星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实力不是其所宣称的那样强大，苏联没有足够的导弹核武器攻击美国本土。于是美国政府很快决定以核战争相威胁，阻止苏联向古巴运输导弹基地所需要的材料与设备。“‘日冕号’在发射后仅仅两年就证明了它作为战略武器的价值，其提供的数据稳定了即将发生战争的局势,并且防止美国因为计算错误而陷入战争之中。”因此，后来大国积极发展各种卫星尤其是军用卫星提升核威慑能力，其中导弹预警卫星对于战略核威慑的作用更大。

  大国把对卫星的攻击看作是对其核力量攻击的前奏。1995年1月,俄罗斯把挪威探空火箭的发射误以为是对俄罗斯战略核打击，差点启动核按钮，后来查明原因在于俄罗斯预警卫星失效，未能及时探知是探空火箭。一旦开启太空战，尤其是攻击预警卫星，导致预警卫星失去功能而发生误判，核战门槛就会大大降低。为应对不测,俄罗斯政府明确表示,不排除对美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现在美国也担忧中国的核导弹。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导弹预警卫星，但是美国认为中国也和美国、俄罗斯一样，首次把核导弹置于高度警觉状态，在得到攻击预警之时能够发射;随着打造其预警卫星系统，中国也遇到美国、俄罗斯预警系统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认为一旦中国预警系统建成，在其遭受攻击之时,也会发出核攻击的警报。

  第三，大国太空防务态势阻碍核裁军与核军控进程。由于美国继续强化反导系统，以及进攻性太空军力，俄罗斯倍感战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明显降低了核裁军力度。根据统计数据，到2017年3月，俄罗斯部署的核弹头要超过美国354枚，较之于2015年9月俄美部署的核武器相差110枚，俄罗斯核武器绝对数量增加了117枚，相对数量增加了244枚。根据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俄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削减至1550枚以下，美国兑现了承诺，而俄罗斯则没有，这是俄罗斯对美国太空优势的被迫回应。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在质量上对战略核武器进行改进，以弥补运载工具的相对弱势。

  2013年俄罗斯重新再启动2005年裁减的铁路机动发射系统。该系统隐蔽性超强，生存能力居陆基导弹系统之首，需要同时动用许多颗卫星才能跟踪它。此外，俄罗斯正在改进或研发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如“亚尔斯”ＲS－24和“边界”ＲS－26和“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是反导系统的杀手，它们威力更大，机动性更强，可以突破最复杂的反导系统。俄罗斯也在研发“核武鱼雷”，该鱼雷可潜行10000公里，可对沿岸城市和设施进行核打击，而且该鱼雷系统本身也是先进的反－反导攻击系统。

  尽管美、俄、中更新核武器系统，不会以别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意志为转移，但是美国执意发展反导系统，尤其是天基反导系统，无疑促使俄、中提升战略核能力决心与力度，但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更新三位一体核力量。美国正在研发B－21，以及建造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哥伦比亚”级。借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和试验核武器，美国2017年4月开始多次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以及进行了两次B61－12战术核武器的试验。2017年10月，俄罗斯和美国先后进行了洲际导弹演习。普京亲自指挥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综合演习，发射4枚战略核导弹,全部命中目标。4天后，美国举行了年度“环球雷霆”战略核力量演习。同样，美国反导系统的进步，迫使中国提升战略威慑力量的质与量。

  大国太空防务态势促进了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这些拜美国太空控制战略所赐。美国学者总结说，美国的太空控制战略导致了核武器的额外扩散，这是更多的国家对太空武器感到不安全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美国将太空武器化，那么核裁军与核军控的前景将进一步渺茫;当美国的太空控制给别国造成威胁，那么太空控制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2016年6月6月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指出“反导领域的形势发展尤其令人担忧。单方面发展并在世界各地部署战略反导系统的非建设性行为，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某些国家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严重破坏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为维护太空安全和国家安全，大国或采取进攻性同盟，或在太空防御上结伴而行。不管大国采取何种形式的太空防务态势，它们基本上采取非对称手段进行博弈。美国谋求针对对手的全面优势，而其他几个国家采取相应的强项应对太空威胁，巩固本国太空防务。大国的太空防务，尤其是美国的进攻性防务态势，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核战风险，阻碍核裁军与核军控的进程。中国和俄罗斯为降低太空对抗程度，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外空和平利用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大会上进行了许多努力，呼吁禁止太空武器化，但是都被美国拒绝，太空武器化谈判陷于僵局。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中国、巴西在联合国宣布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尽管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是遭到美国拒绝。

  美国继续强化太空军力，强化太空战职能，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对手，回击所谓的中俄两国在未来冲突中对美国卫星的攻击。美国力图实现太空控制，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处处以中俄等国为假想敌，强化太空防务进攻性态势，并为此研发相应太空武器，促使太空武器化程度加深。在无力挽回这种局面的情况下，有关国家被迫采取对应措施，这种安全困境继续恶性循环。在特朗普任期内,太空对抗程度进一步强化。未来，降低大国太空防务态势的对抗程度任重道远。(注释略；责编:孙茹)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02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