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2-战争论10

  我们认为，进攻和防御是可以区别开的两个概念。现在，我们要对它们分别进行考察。我们将先研究防御，理由如下：防御的规则是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是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点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

  不过，要让这些概念得以成立，我们就必须从二者之中找出一个起点。当然，这也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概念并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同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更倾向于占领，而不是斗争，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它跟斗争是一码事。

  防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的，所以，一定要以敌人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应对防御，而是为了其他东西，比如为了占领，所以，它不必以对方防御为前提。因此，防御方式是让战争要素产生作用，首先从己方的立足点出发来考虑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

  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个案，而是理论家为了理论的发展而假设的一般的、抽象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啥地方能找到进攻和防御二者相互起作用的起点，很显然，起点在防御上。

  如果说，我们上述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就算防御方对进攻方的军事行动毫不了解，他也一定有确定行动的依据并且他将依据这一些依据来决定战争的部署。

  如果进攻方不谙敌情，他就没有确切的行动依据，他就只能统率军队强行占领对方的国土。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并不等同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方携带战斗手段是因为一种假定，即它可能会使用战斗手段，不是以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使用军队来侵占别国的领土，这实际上谈不上是积极的军事行动。但是，对防御来说则不一样了。防御方不仅能集中使用战斗手段，而且能依照自己设定的作战意图来部署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观念的行动。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在进攻这个概念不存在之前，什么可能是在理论上最先确定防御行动的根据？

  很显然，目标是占领者的前进。这种前进应当为战争之外的东西，不过，军事行动的最初规则却是以它为依据的。防御要阻止这种占领者的前进，一定会结合国土来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法。

  这些方法一投入作战，进攻方就会针对它们采取对策；而防御方又会研究进攻方所采取的手段，进而出现新的防御方法。这样，双方就出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不停地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让我们后面的考察更加透彻和更有根据，在此作一下简单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咱们进行这样的分析既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也不是为了未来的统帅，而是为了一群理论家依旧草率地对待这种问题。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着等待。我们大家都认为，等待既是防御的主要特征，也是防御的主要好处。

  但是，在战争中，防御不能是单纯的忍受，因此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若是从空间上说，便是所有国土、战区或者阵地；若是从时间方面上看，则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

  我们很清楚，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位，而只是错综复杂的一定范畴的中心。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大家常常不得不习惯于只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是严加区分，而且这些概念在真实的生活中已经很明确。因此，我们大家可以依据它们来确立其他的观念。

  所以，国土防御不过是静候敌人前来进攻国土，战区防御不过是静候敌人前来攻打战区，阵地防御也不过是静候敌人前来进攻阵地。防御方在此后所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多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无法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实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关的概念，因此我们上述对国土、战区和阵地论述的问题对于战争、战局和会战也同样适用。

  所以，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当我们让等待和一定的对象发生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之前先等待时，我们就再次将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然而，一次防御行动尤其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像战局或者正常战争，单从时间上看，无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纯的等待，第二阶段为单纯的行动。它是由等待和行动二者交错而成的。所以，等待能够像一条连续不断的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中。

  我们这样关注等待的原因是现在探讨的问题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等待这样的概念尚未被任何理论以独立的概念提出来，尽管这常常是不自觉的，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它早已经不断地演变成行动的依据。

  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致没有等待，军事行动就不也许会出现。因此，我们在后面谈及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时，还会经常提到这点。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等待是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中，以及因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防御方式。

  为了更简单明了地说明我们的论点，我们打算将国土防御放到《战争计划》一篇中去研究，因政治关系在国土防御中很复杂，而且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此外，防御行动在阵地上和会战中是战术问题，它们只有合并成一个整体时才是战略活动的起点。所以，战区防御是最适合用来阐明防御的情况的。

  我们说过，等待与行动是防御的两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无法成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也就无法称为战争。根据这点，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防御是一种能够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较强的作战形式。

  我们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归根结底只有它能让我们避免犯错误；二是由于这一观念愈是生动的，它越被人们掌握，就越能使整个防御强而有力。

  如果对还击再加以区分，只将狭义的抵御，即将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当成是必要的部分，而将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还击看成是与防御丝毫没关系、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它将和我们上述的观点相违背。所以，继续区分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认为，应将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不管防御方最初的反击在顺利时会给敌人造成多大的损失，依旧无法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所以，我们说，防御是非常容易得胜利的较强的作战形式，至于这种胜利是否超过了最初防御的目的，就要视详细情况而定了。

  然而，防御与等待紧密相连，所以，打败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可以存在。所以，倘若没有进攻，防御就只能停留在保持原有的状况下。

  当然，保持原有的状况是防御在等待中的目的，也是其最直接的目的。此外，防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轻松的获得它作为较强作战形式的那些优点。

  如果我们设想有一支部队奉命前去防守它的防区，那么一般会出现下面几种防御方式。

  （1）敌人一进入战区，部队立即发动进攻（莫尔维茨会战[1]、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2）部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进攻敌人出现在阵地前面，然后主动进攻敌人（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行动是较为被动的，等待的时间也较长。虽然在敌人真正发动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和前一种防御方式相比所获得的时间多不了多少，甚至一点也不多，但是两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场合，战斗会发生，而在第二种场合，战斗就不一定会发生，敌人或许只有少数的决心发起冲锋，因此，等待的利益会更大。

  （3）军队在战区附近的阵地上不但要等待敌人下决心进行会战（等待敌人出现在我方阵地前面），而且要等待敌人发动真正的进攻（崩策耳维茨筑垒阵地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正如我们说过的，防御会战还含有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跟第二种情况一样，赢得时间的问题不在考虑范围以内，但是敌军的决心却要遭受新的考验。有的进攻部队在发起冲锋后发现，对方的阵地非常坚固，难以攻克，以至于在最后时刻或进行第一次尝试后就放弃进攻的决心。

  （4）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退却的目的是让进攻方的兵力遭到削弱，并等待进攻方不得不主动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打败我们在其进攻路程的终点所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方能在撤退中留下一座或几座要塞，逼迫进攻方不得不进行围攻战或者包围战，那么进攻方的兵力将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防御方则有很多机会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某个地方攻打进攻方。

  不过，就算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撤退也能让防御方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或优势，而这种优势在战区边沿附近是得不到的，因为进攻方的任何前进行动都会造成兵力削弱。这种削弱是由两方面引起的，一是由于前进本身引起的，一是必要的分割兵力造成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探讨进攻时详细论述，在这里我们只要先了解这一个观点即可。

  第四种场合首先要做的是将赢得时间当成是一种重大的利益。如果进攻方围攻我方的要塞，那么我们便获得了要塞沦落前的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长达数个星期，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长达数月。

  倘若进攻方受到削弱，即进攻方的力量趋于枯竭只是由于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造成的，或者只是由于路途遥远而造成的，那么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将赢得更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在转入行动时无需受特定时间的限制。

  除了要衡量进攻方在进攻路程终点的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外，我们还需要衡量防御方一直增长的等待的利益。虽然进攻方并未因为前进而削弱到无力在防御方主力停下来的地方发动进攻，但是他非常有可能没有决心发动进攻，因为在这里发动进攻比在战区附近地带发动进攻更需要决心。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进攻方的军队受到削弱，不再是出征前那般精锐，而且威胁已增加；二是因为对于一些犹豫不决的统帅来说，抵达并占领所到达的地区后，他们要么真的觉得进行会战已然没有必要，要么找借口认为不进行会战的必要，结果常常彻底放弃进行会战的打算。由于进攻方放弃了进攻，而防御方无法像在战区边沿地带那样充分取得积极结果，但是，他还是赢得了不少的时间。

  由此可见，上述4种场合，防御方都能获得地利，而且他在行动中还能充分的利用要塞和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帮助。这一些因素的作用是依据上述4种防御方式的顺序而逐渐递增的。在最后一种防御方式中，削弱敌人力量的主要就是这一些因素，而等待的利益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该将这4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当成是防御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和进攻不同，它就越强大。人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观点，即对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却是最强的进行责难，但是我们并不担心这点。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是按照上述4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的，它只是被延迟和推后罢了。

  人们可以凭借坚固的要塞进行更加有效的抵抗，而在敌军的力量因为遭到这种抵抗而损失一半兵力时，人们就能够对敌人施行更有效的攻击，这一定不是不合理的理论。

  如果道恩[2]不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也许他根本不能取得那次胜利，而如果道恩能够在腓特烈大帝率领少量军队从战场撤离时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那么这次会战将彪炳史册。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说，防御方可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照上述4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防御方的反击力量会随之增强。

  不过，这种防御的利益能够全部凭空而来吗？很显然，绝不可能。要获得这些利益，其代价也要相应地增加。

  如果说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候敌人，那么不管在距边沿多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总是要进攻这个战区的，这便会给我方带来损失（除非我们发动进攻，将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对敌人发动攻击，损失便会加大；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军接近我们阵地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便会加大。倘若我们要在防御战中打一次会战，即让敌人决定会战的时间与地点，那么敌人将长时期地占领他们所攻占的地方，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的损失。因此，我们因为敌人难以下决心而赢取的时间便是以这种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腹地撤退，这种损失还会更大。

  防御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对军队的影响是间接的，以至于人们很少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由此可见，防御方是以将来的利益来换取当前力量的增强，正如同他像一个穷人，不得不向别人借贷。

  倘若我们要研究这些不同的防御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要关注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方的战区，至少占领我方战区的大部分阵地。因为起码是占领大部分阵地才能理解为整体，而仅仅攻占几普里[3]的地方，在战略上一般是没多少意义的。

  所以，只要进攻方没有攻占我方的战区，即只要敌人害怕我方的军队，根本不敢向我方的战区发动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方的阵地，或者在我方向其发起会战时对方回避会战，我们便完成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措施在此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当然，这种作用是消极的，它无法直接而只能是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力量增加力量，即它可以为还击准备好。因为进攻方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损失总是不利的，它往往会以某种方式来削弱进攻方。

  因此，在采用前3种防御方式时，无需进行决战，防御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点并不适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

  倘若敌军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及时地为要塞解围，因此，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如果敌军不围攻要塞而尾随我军进入腹地，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我们时间充裕，能够等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采取行动，但是最终要转入反攻这一前提则是始终不变的。

  当然，敌人或许占据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区，但是这不过是我方借给他的而已，紧张状态依旧存在，决战尚未到来。只要防御方的力量慢慢的变强，而进攻方的力量越来越弱，对防御方来说，拖延决战则十分有利。

  不过，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就算这个顶点最终只是由于防御方总的损失产生了最终影响才出现），防御方就一定要采取行动，进行决战。此时，等待的价值便消耗殆尽。

  当然，这个时刻并无固定的标准，因为它要受制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是，我们要说，冬季的来临往往可当作自然的界限。

  如果我方没办法阻止敌军在其占领的地方过冬，那么一般来说，我方已放弃这块地区。但是，只要回顾一下托里什•韦德拉什[4]这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研究中，我们始终将决战想象成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未必会采取会战的形式，它可以是会造成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它们为何会造成剧变，要么是因为双方进行了真正的血战，要么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引发的效果迫使敌人最终选择撤退。

  按照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必然的——在战场上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进行决战。因为，就算敌军只是因缺乏粮食而被迫撤退，这也是我方的武力行动限制了敌军才形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那么敌军必然能够解决粮食问题。

  所以，就算敌军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就被各种困难搞得疲惫不堪，且因为兵力分散、饥饿以及疾病而让力量受到了损耗，但足以迫使敌军放弃已然获得的一切，依旧是因为他们对我方军事力量的忌惮。只不过，这样的决战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有着较大的区别。

  在战区边沿地带进行的决战中，我们只可以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付敌军，只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是，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因为劳累等问题损耗了一半力量，我方的军事力量在此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同于前了。

  所以，虽然我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但是已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了。敌军在前进中的损失已经为胜利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方有了反攻的可能性，迫使敌人撤退，也就是说，它引发了剧变。

  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军在前进中的疲劳。当然，防御方的军事力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我们要着重关注的是，究竟这两个因素中的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认为，在防御中，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即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法。它们是因为进攻方是被防御方的军事力量消灭，还是因为自身的劳累问题而崩溃这两个问题而存在的。

  无需多言，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一般适用于采用前3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后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一般适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往本国腹地撤退时，第二种方式才会决定胜负。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通过向本国腹地撤退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会选择这种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退却。

  如此一来，我们便知道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而一些战例则能够很清晰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正如同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区别双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晰。

  1745年，在腓特烈大帝率领大军进攻霍亨甫利得堡的奥地利军队时，奥军刚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此时，奥军的力量既不可能因为分散，也不可能因为劳累而受到明显的削弱。

  跟上述事例完全相反的例子是：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的筑垒阵地上坚守，直到马塞纳[5]的军队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主动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方的并不是防御方的军事力量。

  在别的战例中，这两种原则则相互交织在一起，当然，其中也有一种发挥了主导作用，比如1812年的战例。

  尽管在这一场举世闻名的战局中发生了许多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样多的流血战斗也许就能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但它依旧证明了，进攻方是如何因为劳累而遭到灭顶之灾的。30万的法国中央军团在抵达莫斯科时仅剩下约9万人，而派出去的军队人数只有约13000人，所以，法军一共损失了197000人，其中战斗减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制胜著称的战局中，比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开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希望敌军因为过度劳累而崩溃。总之，劳累这一原则在很多战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而深入研究事件本身，才有机会找到这个决定胜负的真实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认为已经很充分地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讲明各种防御方式及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我们还对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中、如何与积极行动密切结合作了说明。我们也说明了，积极的行动必将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到此为止，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已从总的方面分析并探讨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及侧翼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点，也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将在后面专门研究。

  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样一些问题都在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以内，只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详细情况中如何被进一步地运用罢了。

  以上的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研究得出的，我们将它们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指明了怎么样才可以从现实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即找到靠谱的依据，避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自身毫无依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武力抵抗在只有有几率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人们往往会认为在这里必定有另一种发生作用的因素。

  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作用和完全不至于发展到浴血奋战的战略计谋所发挥的作用是有较大差别的。所以，人们肯定会认为一定有一种新的力量存在于二者之间。

  如果进攻方发现防御方觉得自身凭借非常坚固的阵地就觉得敌军无法攻下，如果进攻方发现防御方以大河作为掩护便认定敌军无法渡河作战，甚至担心补给问题没办法得到保障，那么始终只有防御方的武力能引起这些效果。因为进攻方被迫停止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担心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的重要的地区会被防御方的军事力量击败，只不过进攻方压根儿不会或者起码不会坦白这一点。

  就算人们认可我们的观点，承认在不需要经过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其最终决定作用的依旧是那些尽管还没有真正进行但已经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依然会认为，在这样的场合中，应该被当成有效因素的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是制定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

  而且在谈及运用武力之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说的不过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认同，不过，这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如果非要说任何战略计谋都要将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作为基础，那么进攻方必然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让己方在战术成果方面获得优势，为下一步完全摧毁防御方的战略计谋奠定基础，这一直是防御方所担心的地方。

  所以，绝不能将战略计谋当成某种独立的东西，战略计谋只有在人们拥有一定的根据、势必能获得战术成果时才能发挥作用。以拿破仑为例子，像拿破仑这样天才般的统帅可以不顾一切击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努力战斗，是因为他对战斗的结局将利于己方深信不疑。

  由此可见，如果战略计谋未能不遗余力地以优势兵力在战斗中压垮拿破仑，而是沉迷于玩弄比较精巧的计谋，那么它的下场将像蜘蛛网那样被轻而易举地撕破。所以，试图采用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所使用的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方法来对付拿破仑及他的军队是愚蠢之举。为什么呢？

  因为拿破仑本人深知，所有一切全部取决于战术成果并确信自己能获得战术成果，但道恩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无论是采取流血战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本质原因。也只有对胜负抱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期望从战略计谋的本身获得利益。

  概览战争史，我们显而易见，在许多战局中，进攻方在还未进行流血决战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进攻的打算，所以，在某一些程度上讲，战略计谋发挥了十分大的作用。或许这会让人这样认为，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在进攻方未能在战术成果方面占有明显的决定性优势时，战略计谋大多能够单独解决问题。

  对此，我们要说，就算上面所说的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战场上，换句话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众多进攻没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战争中较高的关系，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之中。

  产生战争因此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点我们会在后面专门探讨。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总的关系会让绝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情感会因为要迂回曲折地通过诸多的关系而变成只能起到微弱作用的因素，这点在进攻方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所以，只要增加一点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便会自动停止，这不足为怪。因为，应对一个被种种疑虑和压力削弱的决心，往往只需摆出点抵抗的样子就足以让进攻方放弃进攻。

  因此，防御方常常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成功，而不是缘于他有固若金汤的阵地，也不是因为横贯在战区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大江和大河让人惧怕，更不是战斗组合真能很容易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主要在于进攻方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能够且一定要考虑上述的这些抵抗力量，但同时也要注意，必须对它们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认识，而不应将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全部归到它们的身上。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如果批判者不能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进行批评，那么战争史中有关这方面的阐述将不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

  我们现在要谈论一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方式来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怎样的。进攻方的军队入侵他国，迫使敌军后撤一段距离，但是进攻方却对一次决定性会战犹豫不决，于是进攻方在敌军面前停了下来，好像进攻方已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了掩护已占领的地区之外，进攻方已无什么别的任务了。至于会战，则似乎是防御方的事情。如此一来，进攻方似乎每天都在等待决战。

  其实，这都是借口，进攻方的统帅拿着这样的借口欺骗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本人。事实上，他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发现敌人实力太强大。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进攻方放弃进攻的打算是因为他无法利用已经获得的胜利，而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起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样的情况，而是进攻方还未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方采取了等待，以期将来利用有利的战机发动进攻，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会出现。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并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所以，它也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倘若该行动和常见的那样，是和一起进行的其他行动紧密相连，那么，这支军队就会将属于自身个人的，但却不愿意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其他军队身上，他们往往会说自己因为支援不力或协同不够而无法发动进攻，他们还会以各种没办法克服的困难和各种微妙关系来为自己辩护。

  于是，进攻方的力量就在这种无所作为之中被白白消耗掉，而防御方则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随着恶劣天气的临近，进攻方便会退回到自己所属的战区过冬，进攻随之结束。

  战争史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虚假的借口掩盖了进攻方未能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也是最真实的原因——害怕敌人的军事力量。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陷入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中而得不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是毫无根据的，而人们也没有深入研究事情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的欺骗后果很严重，它不但是一种恶习，而且会造成战争威力的削弱（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人们总是将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及政治企图中的诸多关系和企图隐藏起来，让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一无所知，在很多场合，甚至统帅也被蒙蔽，比如谁也不愿意承认，他最终决定停顿不前或者放弃进攻的理由是担心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以血战到底，或者是因为害怕招惹新的敌人，或者不愿意让自己盟友的实力大增等。对这种的事情，人们都习惯于长期甚至永远绝口不提，可是，所有的事情总要有个缘由，于是统帅出于为自己或者为他所效力的政府考虑，便不得不胡编乱造，搞出一些虚假的借口。

  在理论上，有关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屡次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已僵化成一些体系。当然，这些体系并不包含什么真理。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根据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才能搞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们抱着怀疑态度来研究战史，那么各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自然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简单观点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简单的观点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很清楚地弄清楚诸多事件的真相。

  现在我们还需要谈一下几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上文所说的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这是在付出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的情况下获得的。所以，要是没有别的条件影响，仅凭这点就能够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主导作用。统帅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可以让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可以让他在撤退时不致退得太远，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些防御方式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会对统帅选择何种防御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向本国腹地撤退为例。向本国腹地撤退需要有广阔的国土，或者要具备像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葡萄牙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基础，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用它辽阔的国土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此外，要塞位置的远近也较为重要。要塞更多的是建立在边境附近，还是在本国腹地，往往会影响统帅的决定。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会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进攻会战或者防御会战的选择往往要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性来决定。最后，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是统帅决定采取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的重要因素。

  总之，列举这么多的条件足以证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许多场合更多地取决于上述这些条件，而不是由简单的兵力对比决定。上述这些重要条件，我们还会在后面进行深入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这种影响多数是在双方兵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才会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兵力对比则发挥着主要作用。

  战史不断地证明，人们并非依据我们在此所提出的论断，而只像在战争中的多数场合所做的那般，自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并根据兵力对比选择防御方式。

  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可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茨扎营。至于会战，就连最痴迷于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攻占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也是如此，此前他就像一头野猪似的冲向自己的敌人，但在1813年8-9月间，在兵力对比已对他产生不利时，他就像栏中的野兽那样东冲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向敌军发起冲锋，这点难道我们没看到吗？在同年10月，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到达极点时，他在莱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并等待敌人，这点难道我们没看见吗？

  我们在此强调，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方法，而是研究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重要因素。

  [1]即奥地利王位战争中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于1741年4月10日进行了第一次大会战。

  [2]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1705—1766），罗马帝国陆军元帅，七年战争中奥地利的拯救者。他是腓特烈大帝最强大的对手。

  [4]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北21.5千米。1810年，英国威灵顿将军统率联军与拿破仑作战时，曾建立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

  [5]法兰西第一帝国将军、指挥官，曾于1810年远征葡萄牙受阻，于1811年3月退出葡萄牙。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