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 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

  “三个意象”提出近60年来，国际—国家—个体三个层次如何互动的研究一直缺乏微观基础。经典文献运用“战争打造国家”的理论，认为战争通过加强国家能力为福利国家推行再分配政策奠定基础。作者挑战了这一观点，提出一个拥有微观基础的战争补偿理论，并通过定量分析1800—2010年间19个西方主要国家累进所得税的税率与其在该时期所有重大国际战争中动员和死亡规模之间的关系，论证军事动员由于可提升个体的社会流动，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只有战争造成的伤亡才会迫使国家提高税率，用收入再分配补偿战时的牺牲。该研究通过揭示军人个体层面的主观社会流动预期和再分配偏好，为国家间战争 (国际因素) 对福利国家 (国内政治) 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为我们理解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以及个体偏好三者间的互动如何形塑重大政治变迁提供了示例。

  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明国际战争中的军事动员怎么样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并塑造以收入再分配为核心的福利国家，从而展示国际—国家—个体这三个意象间的纠缠互动对重大历史进程的形塑。三个意象的概念最早由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Waltz） 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提出，它既是在具体的实质理论 （substantial theory） 层次解释战争爆发的三类原因， 又是在抽象的理论化 （abstract theorization） 层面观察政治现象的三个维度。这一概念的持久影响力在于：前者激发了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结构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论证、反思和批判；后者作为政治科学分析的基础视角，更是启发了过去60年间的众多研究议程，形成了层次分析法，开启了对政治现象进行跨层次分析的不同模式。

  本文追随的正是后一支研究传统，即从三个意象的视角去观察政治现象。具体而言，本文跟随了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开创的路径， 将第二意象进行反转，以国际政治因素（国家间战争）来解释国内政治的变迁（福利国家的发展）。这一“反转的第二意象”的路径于古勒维奇之后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均获得极大发展。理论上，后续研究细化了国际政治影响国内政治的具体机制。这一部分文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解释国际政治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机制，第二类关注影响过程中的干预变量。在实证研究方面，反转的第二意象的思路被用于解释众多主题。自变量一般是国际制度、全球化、外部威胁与国家间冲突等， 因变量包括国内的选举政治、民主化、族群冲突与内战等。

  虽然古勒维奇开启的研究路径成果丰硕，但却存在以下重要不足：反转的第二意象大多关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较少对个体层次做全面考虑，从而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上都缺乏微观基础 （micro-foundation）。所谓微观基础，指的是政治现象在个体层次上的因果传导机制。在过去的20年间， 对微观基础的识别和强调慢慢的变成了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共同诉求和趋势。 然而，当前遵循反转的第二意象思路的文献虽然关注国际因素怎么样影响国内政治，但是却对这种影响之所以能成立所必需的微观因果机制着墨较少。在这类文献中，个体层面的微观因果机制不是被置于理论假设之中，就是被直接忽略，殊少明确的理论阐释，更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这种对微观基础的忽视实际上也是当前层次分析法的一种缺陷。虽然在相关文献中，对干预变量的研究不乏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宏观层面如何与微观个体互动的思考，但这些探讨大多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这种处理虽然符合华尔兹最初对个体的设想，但却极大限制了层次分析法的解释力。这是因为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虽然方便解释主要受高层政治行为者的策略和决定影响的政治行为（如外交政策），但却难以解释很多并不由决策者完全掌控、主要受拥有具体偏好的公民个体的集体行动影响的政治现象（如制度变迁）。因此，要想理解后一类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弃仅仅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的狭隘视角，将视野转向社会中的普通个人。然而遗憾的是，在当前文献中这种转向还尚未出现，大多是将作为独立干预变量或自变量的微观基础等同于广泛意义上的因果作用机制。

  本文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具体研究展示如何将微观因果机制引入对国际因素影响国内政治的研究，超越现有对反转的第二意象的分析，并凭借将微观基础中的个体延伸理解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人，扩展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换言之，本文希望对反转的第二意象和层次分析法这两类研究做出理论上的修正和贡献。

  为此，本文选择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福利国家历经兴衰的两百年正是国际战争、工业化和民主化等国际和国内历史进程展开的时期。对福利国家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了解三个意象如何互动的绝佳视角。如果跟随社会学经典文献，认为福利国家的本质是由社会中下层阶级推动的收入再分配，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用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再分配力度， 从而刻画福利国家的发展状况。图1展示了19个西方主要国家针对最高一档收入的平均边际税率自180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

  将图1中福利国家的兴衰与约翰·米尔斯海默（rsheimer）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归纳的国际体系和战争年份联系起来，就会观察到一个重要但迄今尚未有人注意的现象：福利国家总是在国家间战争频繁的不平衡的多极时期扩张， 而在和平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的平衡多极或两极时期停滞甚至衰退。如表1所示， 在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称为“百年和平”的19世纪 （1815—1902年）和以“繁荣的二十年代”闻名的两战之间 （1919—1938年） ， 国际体系以平衡多极为特征。在均势的作用下， 西方主要国家间交战的年份占上述时期的比重不到1/5。在上述时期， 西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增长缓慢，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的年均增幅仅有0.09%。与之类似，在国际体系呈现均势、战争年份占比仅有2.2%的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1945—1990年），西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则以年均0.46%的速率降低。相反， 在新兴强权崛起、均势遭到挑战的拿破仑帝国 （1793—1815年）、德意志帝国 （1903—1918年） 和德意志第三帝国 （1939—1945年） 这三个不平衡的多极时期， 战争年份占比高达79.5%，同时福利国家用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累进所得税的税率也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地增长，是平衡多极时期的12倍。

  可见，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福利国家在战争时期扩张，在和平时期则会停滞甚至衰退。黄油与大炮之间似乎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种替代关系，二者反而是携手并进。这支持了爱德华·卡尔（EdwardH.Carr）对那些认为大炮会替代黄油的理想主义学者的批判：一个国家要想“负担得起黄油”，在社会中推行进步措施，必须以能够凭借强大武力确保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为前提。然而卡尔并没有具体论述战争与福利国家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更没有为这一关系提供微观层面的因果机制分析。本文则要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将国家间战争和福利国家在微观基础上联系起来，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揭示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

  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借助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诸多理论，尤其是关于战争的社会后果和福利国家的起源两类文献。这两个议题的研究虽然在各自领域内成果丰硕，但是二者之间缺乏联系和对话，这妨碍了我们理解军事和战争是怎么样影响福利国家和再分配政策的演变与发展。在战争影响国家构建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国家发起战争，战争打造国家”的论断。该观点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在严酷的国际冲突中存活下来，必须巩固军事力量，这要求其加强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和行政能力。换言之，国内层面的国家构建正是国际层面地理政治学竞争压力的结果。这一理论虽然得到了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迈克尔·曼（MichaelMann）以及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Titmuss）等社会学大师的支持和借鉴，但却难以解释福利国家的兴起：既然地理政治学环境迫使国家集中资源应对战争压力，那么为什么国家会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到非生产性的、以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福利政策上?这一问题说明了将第二意象进行反转时，在国际结构和国内政治之间建立的宏观因果联系虽然能够解释国内政治制度变迁的条件，却不能解释为何国家在诸多制度变迁的选择中选择某一条路径。有论者认为福利政策是为了鼓励民众参战，那么为何历史上福利国家的浪潮都是在战后（如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不是更需要动员人民参战的战前?另一方面，研究福利国家的社会学文献关注了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塑造社会对福利和再分配的需求，它们主张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化的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结构性条件下面临较大的社会风险（如失业和工伤），从而提出了对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的要求。这种对再分配需求的强调同样难以解释福利国家在两次大战后的兴起：战争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工业化和全球化，并且通过造成巨大伤亡使得劳动力短缺，以此来降低了失业风险，那么为何观察到的不是再分配需求的减少，而是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累进所得税的税率的提高?

  本文认为，要回答这一些难题尤其是福利国家扩张的动因和时机，需要结合上述两类文献考察国际战争对国内社会再分配需求的塑造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对该需求的回应。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军事动员和牺牲、个体的社会流动和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联系起来，实现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意象之间的互动。该框架认为，军事技术决定了军队的阶级结构，而国家需要采取对应政策对所动员的阶级进行补偿。具体而言，18世纪的军事革命带来了军队阶级结构的下移，造就了大众军队。在和平时期，这种对民众的军事动员为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是对民众军事参与的重要补偿方式，而向上流动的预期会抑制民众的再分配需求。在战争时期，大众军队的牺牲使得向上流动的希望破灭，民众进而要求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直接补偿，促进了以再分配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的扩张。这就是怎么回事在欧洲各国纷纷备战但总体上缺乏大规模国际战争的19世纪的“百年和平”时期，即便工业化带来了很多社会风险，福利国家也并未扩张。这一扩张要到两次世界大战造成重大牺牲的20世纪才得以实现。

  为论证上述理论，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回顾关于战争和福利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着重指出这些理论在解释军事动员和战争怎么样影响社会的再分配需求上的不足。其次，本文将建构理论，详细论述军事技术、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再分配需求之间的关系，并推导出相关假说，说明近代以来的国家间军事活动怎么样影响福利国家尤其是作为其财政基础的累进所得税的发展。再次，利用国际社会调查（ISSP2009）的微观数据和1800—2010年19个西方主要国家参战和累进所得税的税率的宏观数据系统检验上述假说。最后，结论部分将讨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历史变迁，并回到对“三个意象”分析方法的反思，以本研究为例讨论引入微观基础对这一分析方法的改进。

  对战争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分布在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两门学科，社会学对战争的系统研究才起步，但是致力于福利国家研究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战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将解释福利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文献分为“需求侧”（影响社会对福利和保障需求的因素）和“供给侧”（影响国家对社会福利供给能力的因素）研究两类，那就能发现早期学者主要将战争作为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供给侧因素。例如，蒂特马斯指出，福利国家是政府以收入再分配为主要途径，为保障公民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和重要事件（出生、上学、工作、就医、退休等）中的福利水平所做出的所有干预的统称。这种国家干预涉及税收、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领域，必须以极强的国家能力作为前提。这种全面管制社会各领域的能力是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所不具备的。战争是将这种崇尚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国家转变为对市场和社会加以全面规制的福利国家的最重要推动力。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化时代的全民战争才能凭借极强的破坏力和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威胁迫使国家为生存而做出改变，脱离“守夜人”状态，全面动员和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高国家的汲取和行政能力。战争结束后，战时动员虽然已经停止，但这种增强的国家能力却维持了下来，为向福利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战争让国家具备了全面供给社会福利的能力，因此被视为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供给侧”因素。

  蒂特马斯的这一观点与同样关注战争和国家关系的蒂利不谋而合。蒂利认为“战争打造国家”，即战争是塑造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但与蒂特马斯不同，蒂利的着眼点并不只是福利国家，其历史视野也并不局限于工业化时代。蒂利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欧洲各国间严酷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军事冲突迫使它们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税收体系，从而增强国家能力和军事实力。简而言之，战争促进了国家建设，这一观点在安德森和曼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前者认为瑞典在18世纪对普鲁士的持续进攻是后者走向现代国家的重要条件；后者则主张工业化战争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关系，对国家专制型和建制型的权力形成都有影响。

  蒂利的“战争打造国家”理论是一个关于战争和国家构建的普遍理论，关注国家与战争之间的总体关系。其虽然讨论过民族国家、帝国和城邦共和国这三种政体类型间的竞争，但并没有探究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同类型及其在不同类型间的转变，例如前面提到的从守夜人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因此，蒂利的理论无法解释福利国家的出现，即为何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求生存的国家会把宝贵的资源花费在与军备无关的福利项目上?换言之，虽然蒂利认为外部竞争能够迫使民族国家回应社会需求，但其却不能告诉我们民族国家为何会选择社会福利这种非生产性的再分配政策作为具体回应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既能兼顾社会需求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的生产性公共政策（如经济政策）。对于蒂利理论中以军事活动为中心的战争国家到底是如何转型为福利国家，我们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即便是希望直接解释福利国家的蒂特马斯，也难以为这种转型提供全面的解释。蒂特马斯仅仅将战争视为能够影响国家福利供给能力的“供给侧”因素，而未能说明对于福利的需求来自何方。换言之，虽然战争对国家能力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这是典型的宏观层面的反转的第二意象的解释，更多是在探讨国际结构客观上给国内政治创造了何种条件，对于提高了的国家能力为何会被用于供给社会福利而不是其他，蒂特马斯却没有做出解释。为了对自身理论对微观基础的忽视做出辩解，与同时代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H.Marshall）一样，蒂特马斯也持有社会进化论的立场。他认为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转型的必然方向，因此在分析中假设被战争所增强的国家能力一定会被用于社会保障项目。本文认为，国家能力的行使方向是不能用假设一笔带过的，其之所以会被用于提供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一定是因为社会提出了这种需求。也就是说，要想全面说明军事活动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的关系，除了将战争视为影响国家的福利供给能力的“供给侧”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军事活动能否构成一种影响社会对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要求的“需求侧”因素，从而构建出立足微观基础的反转的第二意象的作用机制。

  主流文献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何种因素会影响社会对福利国家的需求，但这类研究所识别出的“需求侧”因素却很少与军事和战争有联系。目前强调“需求侧”因素的主要有两种理论：工业主义逻辑和权力资源论。工业主义逻辑主要强调增加社会风险的两大结构性变迁，它们分别是工业化和全球化。工业化一方面带来了工伤、失业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瓦解了家族、教会等社会组织，让解决新旧社会问题的传统方式失效。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面临上述问题的社会便提出了对公共福利的需求，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与此类似，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金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其将国内的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暴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增加了国内公民失业和收入降低的风险。为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挑战，国内社会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与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工业主义逻辑不同，权力资源论关注福利国家背后的能动性因素，即哪些行为者在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结构因素催生了对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不会自动导致政府政策的出台。只有当具备此种需求的社会行为者向政府施压并迫使其采取相应行动时，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才会转化为社会政策。权力资源论认为，支持社会再分配的社会行为者是工人阶级。这是因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从而能够将工人物化为劳动投入品，并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为了改变这一劣势地位，实现自身的去商品化（摆脱受资方支配的投入品地位），工人阶级只有运用政治权利（集会、结社和投票的权利），动员手中唯一的权力资源———人数，通过罢工、组织工会和投票等方式支持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上台，推行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总而言之，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是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可见，关注福利国家“需求侧”因素的文献认为，降低社会风险和去商品化是促进福利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两类社会需求。然而，由于这两类需求都与军事活动和战争不直接相关，因此它们无法解释以下重要事实：19世纪以来，主要西方国家旨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累进所得税和社会立法都是在重要的国际战争之后推行的。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增强或减弱，因此聚焦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更多地在战争后出现。同样，根据工业主义逻辑，社会风险来自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压力，而军事动员和战争恰恰会干扰甚至破坏这两个进程，因此这一理论也无法告诉我们为何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战争后有增无减。

  综上所述，不管是关注福利国家的“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因素，主流理论都无法解释福利国家以及作为其再分配基础的累进所得税的引进时机，即为何福利国家和累进所得税制总是在重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扩张。“供给侧”理论遵循了反转的第二意象的研究传统，其注意到了国家间战争对国家福利提供能力的塑造，但是却忽视了军事活动对福利需求的影响。这种停留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国内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但却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最终走向。而“需求侧”理论虽然关注了社会对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多来自工业化、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将战争视为自变量，因此也无法解释国际战争和福利国家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认为要解释福利国家发展的时机问题，必须将上述两类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军事动员和战争如何塑造社会的再分配需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陆军元帅费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有句名言，即所谓“战争永不变”。这句话虽然揭示了战争残酷、破坏和无序等恒常性，但却掩饰了战争的社会基础的历史演变。事实上，战争的社会基础，即武装人员的社会来源、构成和动员激励模式，一直都在随着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西方国家进入现代以来，其战争的社会基础已经从前现代的小规模职业军人团体（如贵族军队和雇佣兵）转变为大规模动员的普通平民，催生了所谓大众军队或公民军队，西方世界也由此进入大众战争的时代。关于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已有许多军事史家做出了精辟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大众军队产生后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军队的出现如何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大众军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平民大规模地以预备役的形式转变为士兵，必然会对国家提出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要求。这是因为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的是秩序、闲适、稳定和可预期的未来，这种平民惯习与战争所固有的混乱、纪律、颠沛与高度不确定等特性格格不入。因此，平民与职业军人团体不同，他们不具备后者所具有的那种从事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身体和心理准备，也不享有后者为实现这种准备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和文化（如武器训练体制和旨在激励参战的荣誉传统等）。用军事史家詹姆斯·希恩（JamesJ.Sheehan）的话来说：“极端复杂、创建并维持着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军事机器，被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平民士兵———构成军队的工人、农民、店主和公务员———是否有意志和能力去承受战争的严酷性。军事领袖担忧他们的士兵可能无法抛弃平民习惯，无法去做保家卫国所不得不做的事。”换言之，大众军队自诞生起就面临着平民惯习与战争特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让现代战争的新的社会基础（普通平民）适应战争恒久不变的特性（残酷与无序），国家必须在职能上做出调整。正是这种调整推动了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关于国家如何通过调整福利提供职能补偿参战平民的理论框架，强调了军事技术、社会流动和战争牺牲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社会再分配需求的影响。具体而言，历史上的国家间战争推动了各国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军事技术决定了哪些社会阶层能够参与战争，由此导致国内阶层结构这一单元层次的结构改变。由于参战会带来风险和机会成本，因此国家需要补偿这些阶层。在18世纪的大众战争时代，普通平民成为参战主力。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动员中，国家通过加强社会的向上流动对平民进行补偿，这削弱了后者的再分配需求，降低了累进所得税的水平。而战争爆发后，巨大的牺牲使得向上流动的预期破灭，迫使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对平民阶层进行直接补偿，从而产生了较高水平的再分配。这种出于微观层面考量的再分配补偿勾勒出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兴衰。这一部分接下来的内容将对该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并推导出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说。

  战争是塑造人类社会生活和政府结构的重要力量，众多研究都将其作为理论构建的关键组成部分。塞缪尔·芬纳（SamuelE.Finer）在其巨著《统治史》的开篇便提出如下命题：军事力量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分配，不仅与军事技术有紧密联系，更与现存的社会分层密切相关。军事技术能够塑造军队和战争的阶级结构，即哪些社会阶层可以获得武器并参与战争。所谓军事技术，狭义上是指武器技术，但广义上还包括与武器运用相关的用以组织作战的方式方法。军事技术在历史上与社会阶层结构密切相关。例如，在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青铜武器是首要的作战工具，与之相对应，使用青铜兵器的步兵方阵成为主要作战方式。由于政府没有常备军制度，士兵需要自己准备武器，因此只有家境殷实的公民才能负担步兵所需的长矛和盾牌，成为重装步兵方阵的一员。这种中央政府不设立大规模常备军而依赖社会和地方团体组成主要军事力量的做法，还常见于西欧中世纪（8世纪—14世纪）和日本战国时期。在这两个封建时代，作战方式以骑兵冲锋和精英步兵战场搏杀为主，于是作为地方领主的骑士和武士阶层为自己装备刀剑、弓弩、铠甲和马匹，并进行相应训练，构成了当时最主要的作战力量。

  而在常备军制度建立并且武器技术允许大规模装备作战人员的历史时期，战争和军队的阶层结构发生巨变。曾经由富庶阶层垄断的武器，现在在国家的资助和推动下，被广大的底层平民获得。这使得后者成为战争的主力，让历史进入大众战争时代。例如，在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从葡萄牙商人引进的火绳枪打破了武士贵族对远程兵种（弓兵）的垄断。大量普通农民（足轻）组成的“铁炮”（火绳枪在日本被称为铁炮）部队在织田信长（OdaNobunaga）的指挥下于1575年的长篠之战中击败武田胜赖（TakedaKatsuyori）率领的骑马武士军团，在全日本引起震动和效仿，这推动了日本战国军队的阶级转型。

  军事技术塑造了军队的阶级结构，这一结构的维持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补偿。加入军队意味着放弃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进行战斗更意味着伤亡的可能。因此，为了鼓励相应的社会阶级从事军事活动，国家需要补偿从军和参战带来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从历史上看，这种补偿主要有三种形式：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其中，政治权利的补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另外两种补偿方式，需要首先论述。

  对于用政治权利回报参战者这种补偿方式，最早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政治学》中记载。在解释古希腊各城邦不同的政体形式时，亚里士多德将其归因于城邦军队的不同阶级结构：以骑兵为主的城邦建立的是寡头制，依赖重装步兵的城邦更可能是共和制，而与海军相适应的则是民主制。芬纳将这种军队和政体之间的对应关系概括为“根据对最致命从而最昂贵的武器的占有来分配政治权力”，它体现了将参政和决策等政治权利作为对参战群体的回报。能够负担起昂贵骑兵装备和训练只有少数中上级贵族，政治权力自然集中于这一小部分社会阶层，从而形成各大贵族家族共治的寡头制，历史上其他例子还包括西欧的中世纪王国。重装步兵在数量上更多，其武器装备能够为社会中较为富裕的中间阶层所负担，于是这部分阶层获得参政权利作为回报，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由“一部分人”治理的共和制，例如以公民步兵为作战主体的罗马共和国。至于古希腊时代的海军，由于在作战部队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桨手，因此海军要求众多的下层阶级人民的参与。为对其补偿，需要赋予政治权利（投票权），从而形成了民主制。可见，基于对参战阶层的补偿原则，政治权利的分配随着军队阶级结构逐渐下移，政体形式也从少数统治的寡头制演化为多数统治的民主制。

  军队阶级结构的下移和大众战争的出现，经由补偿原则推动了政治权利分配范围的扩大，这一观点已成为历史社会学解释现代民主制兴起的重要理论基础。民主制的现代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8至19世纪在西欧和北美展开的军事革命。所谓军事革命，指的是随着武器和后勤补给等技术和组织进步，军事动员规模扩大，公民战争或大众战争出现。针对大众战争的政治后果，曼提炼出一套“公民参与和军事参与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指出19世纪以来普遍兵役制的战争动员是扩展公民权利、提高政体民主程度的重要推动力。这一论断对经典公民权理论做出了重要补充。马歇尔对公民权的经典论述是将其区分为三个部分，并认为公民权的历史演进至少在西方世界是一个范围上不断扩张、内涵上不断完善的过程。18世纪，各国公民首先获得了民事权利，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接受公正裁决的权利。在19世纪，各国公民又获得了政治权利，即投票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利。20世纪的历史则在已有的两项权利之上增加了社会权利，即免于社会风险的侵害、获得社会公认的体面生活的权利。马歇尔对公民权的内涵和变迁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描述，但却未能说明为何公民权利会经历了从民事到政治最终又到社会领域的扩张。曼的理论至少能够解释为何公民权会扩展至政治权利———正是针对全民的军事动员促使国家用政治权利来补偿公民，如此才保障了政治公民权。

  然而，曼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何公民权迟至20世纪才扩展至社会权利。根据工业主义逻辑，19世纪涌现的新型社会风险已经提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如果19世纪的国家需要补偿参战公民，为什么会选择给予政治而非社会权利?换言之，为何一直要等到20世纪，社会权利以及作为其制度呈现的福利国家才得到长足发展?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国家补偿参战公民的第二种方式———社会地位。

  大众战争时代，国家除了赋予公民政治权利，还能通过促进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向上流动、以更高的社会地位来补偿公民由于参战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如果军队的阶级结构是一支大众军队，那么参军就成为一条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全民战争的参战者主要是社会下层人民，而军队的两种特性能够帮助底层人民实现向上流动。第一，与其他政府和社会组织相比，军队更强调“贤能（meritocratic）”，个人功绩是获得晋升和回报的关键。个人凭借雄心和努力做出过人业绩便能获得提拔，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名著《军人与国家》中所指出的，现代普遍兵役制的建立与军队的职业主义的发展同时展开，前者向平民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其能够进入曾经由贵族阶层垄断的职业军人和军官阶层。第二，军队作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机构会根据需要对成员进行教育和培训。这种教育机会对于难以负担教育支出的下层民众来说十分宝贵，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复员后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帮助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军队就和公立学校一样，能通过提供教育来提高社会流动性。

  与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张类似，以社会地位来补偿战争参与的做法在18世纪的大众战争时代到来之后才成为主流。这是因为军事革命扩大了战争规模，一方面促使军队的阶级结构下移，使其成为吸纳大多数中下阶级的公民军队或大众军队另一方面通过扩张公民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平等的方式让公民的向上社会流动获得了合法性。于是，近代以来虽然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和政体模式各异，民众的军事参与都越来越多的与社会向上流动联系在一起。例如，基于美国1860年和18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居民，联邦退伍士兵更有可能实现地域和职业流动，即从相对落后地区移居发达工业地区，从低技能职业向工匠和白领职业跃迁。美国军队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社会群体历史上一直受主流排斥，它们凭借军事服役提高了社会地位。这种通过军队实现的社会流动和整合已成为美国会学的研究重点。即便是在人民仅具有形式上的政治权利的极权国家，如德意志第三帝国，对平等的形式上的重视也使得军队成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虽然其效果不及民主国家。在1920年，德国国防军的将军中有66%出身于贵族，但到1939年这一比重已下降至27%。大众动员改变了贵族军事世家垄断德国军队领导层的状况。据估算，二战期间德国军队中大量普通士兵被提拔至军官阶层，其数量超过1800年以来提拔的士兵军官的总和。

  大众战争动员带来的社会向上流动会降低社会的再分配需求。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经典文献中的向上流动预期假说。该假说认为，理性的个体如果预期自己会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未来会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那么他就会反对收入再分配，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在未来步入更高阶层时成为被征税的目标。该假说已经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虽然该假说尚未在军人群体中得到检验，但应该也适用于作战人员的再分配偏好。因为这一假说的成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个体不能过于规避风险，否则相比向上流动的希望，他会更担心向下流动的风险，于是反而会支持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险的政府再分配。常理而言，参军者不大可能偏好规避风险，否则也不会选择参与高风险的军事战争活动。我们据此认为，向上流动预期理论尤其适用于军人，即由于军事动员会带来参与者的向上流动，因此与平民相比，军人更偏好于反对收入再分配。目前尚没有研究检验这一假说，后文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如果大众战争动员能够由向上的社会流动加以补偿，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又会降低个体的再分配需求，那么综合这两点能够推出另一个假说：一个社会的战争动员程度（总人口中军人的比重）越高，其社会总体再分配需求就越低，这反映到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上就是越低的累进所得税税率。换言之，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争动员程度与累进所得税水平负相关。该假说也将在后文加以验证。

  最后一种对公民参战的补偿方式就是面向较低社会阶层的经济补偿，这种补偿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上层阶级征税实现的收入转移和再分配。在和平时期，军事动员提高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向上流动预期，会降低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但在战争时期，牺牲却会提高社会的再分配要求。这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战争的常态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极少数富有军事才能的个体能够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其他普通士兵能够健全地活下来就已属万幸。由于向上流动的希望破灭，和平时期那种抑制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力量也随之瓦解。

  其次，大众战争时期整个民族共同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需要社会成员一起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于大众军队主要由中下层民众组成，因此中下层阶级将付出更多的牺牲，这要求上层阶级付出更多的财富补偿，才算承担了相应职责。这种对收入再分配的合理化被称为“平等牺牲原则”，最早由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代议制政府》中作为民主国家征税原则而提出。这后来被引申为如下含义：如果国家在某一方面对人民进行了不平等的对待（例如更多地从底层民众中招募士兵从而使其付出了更多的牺牲），那么国家就应该使用税收对其补偿。不难看出，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公民之间的平等。换言之，没有公民在民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牺牲的平等也就无从谈起。而民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则最可能存在于民主政体。这也是密尔将“平等牺牲原则”作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主要征税原则的原因。“平等牺牲原则”在战争时期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论证，而这种论证在民主国家最为常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经济学家曾向国会建议，应该用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而非借款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他们的理由是：“当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处于危险之中时，对人力和收入的征用就是正当且正确的。”

  战争会提高社会的再分配要求，所以作为福利国家财政基础的累进所得税才会于普通民众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之后得到扩张。如图1所示，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的上升总是伴随着重大战争伤亡的出现，而战争结束后税率则会相应下降。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1814年边际税率较高（约为2%），但战争结束后该税率迅速下降，在整个19世纪的“百年和平”时期基本都维持在较低水平，只在出现局部战争时略有起伏。边际税率的首次大幅上升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巨大的战争伤亡使得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以收入再分配加以补偿。一战结束后再分配水平趋于降低，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又被史无前例的战争伤亡人数急剧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二战后的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虽然避免了世界大战，但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等较大规模的区域战争的影响，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在这一时期基本维持在战后初期的水平，甚至有时还略有上升（如越战时期）。冷战后期直至其结束后，世界的和平状况没有显著变化，边际税率持续下降至今。有观点会质疑战争爆发之所以会跟税率上升正相关，是因为耗资巨大的战争必然要求提高税收水平。战争确实会要求国家加强财政汲取，但这无法解释向谁汲取的问题，即为何国家会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只有当战争中的巨大伤亡经由“公平牺牲原则”为收入再分配提供强有力的合理化论证之后，才能实现针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更多征税。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家间战争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军事技术塑造了军队的阶层结构。基于军人对流动预期的微观心理，军队的阶层结构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参战阶层的补偿方式。18世纪的军事革命后，历史进入大众战争时代，战争规模扩大，军队阶级结构下移。政治权利的扩张是对大众军队的首要补偿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政治）平等的强调。这进一步影响了另外两种补偿方式，从而塑造了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首先，在和平时期平等诉求为中下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使得社会地位成为国家对大众军队的重要补偿方式，抑制了社会的收入再分配冲动。其次，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实现了公民政治平等的民主国家，大众军队巨大的伤亡让“平等牺牲原则”得以适用，提高了社会对再分配的需要。于是，备战时期的战争动员会降低国家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而这一税率水平会随着战争的爆发和牺牲的增加而提高。

  假说一：在个体层次上，与平民相比，军人更可能预期到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更倾向于反对收入再分配。

  假说二：在国内和个体两个层次的互动方面，军事动员程度越高的国家由于提供了较多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较低，其福利国家性质的再分配水平也因此较低。

  假说三：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互动方面，伤亡越大的战争，对向上社会流动预期的打击就越大，其激起的公平补偿呼声就越高，就越有可能提高参战国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这一效应在民主国家更为显著。

  这一部分将使用不同层次、不同来源的数据来检验上述假说。假说一处于微观个体层次，认为公民个人如果加入了军队，将较其不参军的情况更容易预期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更不可能支持收入再分配。为检验这一假说，本文使用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9）的微观数据。这一选择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微观层次的历史数据不可获取，因此只能使用当代数据。其次，ISSP2009不仅涵盖了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后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前者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发展阶段基本可比。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现状分析大体上能够替代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析，尽可能地弥补了微观历史数据缺失的缺陷。其他的跨国社会调查数据要么所涵盖国家的数量和多样性不如ISSP2009（如东亚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要么其变量设置不允许区分军人和非军人（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因此ISSP2009是当代数据中检验假说一的最好选择。

  假说一的自变量是受访人的军人身份（1为军人，0为非军人），可以通过IS-SP2009中的职业变量来识别。军人身份要解释的变量有两个：一是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用ISSP2009中的问题Q11（“与你父亲工作的社会地位相比，你自己工作的社会地位如何?”）来测量；二是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程度，用问题Q6b（“你是否同意下述观点：降低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职责”）来测量。根据假说一的预测，我们应该观察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军人身份应该与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和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程度均呈正相关。这里的其他条件则是在回归方程右侧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主观阶级认同以及宗教虔诚程度，具体可参见表2。另外，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受访人所在国的哑变量，以控制国家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

  由于假说一的因变量都是定距变量，因此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都是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前者除了国家哑变量外，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者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可以看到，军人身份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非军人相比，军人更可能持有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模型3和模型4将再分配偏好作为因变量，发现无论是否控制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军人都更倾向于反对收入再分配。模型5的因变量也是再分配偏好，但其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比较模型4和模型5不难发现，当加入社会向上流动预期后，军人身份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向上流动预期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向上流动预期是军人身份和再分配偏好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军人身份通过塑造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来引发个体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这符合假说一的预测。

  上述分析证明，在个体层面，军人更可能感受到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从而更加反对收入再分配。由此可以推知假说二：在宏观层面，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则其总体再分配需求就越低，福利国家性质的再分配水平也就越低。在这一假说中，军事动员程度是自变量，用军事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再分配水平是因变量，用最高一档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来测量。为证明这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还需在方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第一，根据蒂利和蒂特马斯的理论，战争塑造的国家行政和干预能力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为回应这一竞争性假说，我们在回归方程中控制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以此作为国家干预市场能力的指标。第二，根据工业主义逻辑，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会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因此回归分析需要控制工业化水平。第三，根据权力资源理论，劳工阶级会通过支持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来推行去商品化的再分配政策，这种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劳工所在的国家是威权还是民主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在方程中加入政体的民主程度。第四，由于高税率可能是国家为军事开销带来的政府债务融资的结果，因此还需要控制军事开支和公债水平。第五，近来的一系列研究认为重大战争本身会提高累进所得税税率。本文跟随这类文献，将一个国家与他国交战的年份标注为1，其他年份标注为0，用以控制国家的战争经历。表4总结了以上控制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数据来源。除了这些控制变量，本文还控制了边际税率的一期滞后（为了控制因变量在时序上的延续性）和国家及年份的哑变量。

  为检验假说二，本文使用了19个主要西方国家1815—201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其数据结构，本文选用一阶自回归的面板修正标准误（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作为基准模型的估计方法，并将固定效应估计量和Driscoll-Kraay估计量用于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是基准模型，前者只控制住因变量、滞后一期和国家/年份哑变量，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员程度与其再分配水平呈负相关，这说明军事动员降低了社会的再分配需求，符合假说二的预期。剩余的三个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3处理了面板层次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模型4和模型5分别采用固定效应估计量和Driscoll-Kraay估计量重新估计了方程。可以看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假说二。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经历变量在表5的任何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战争经历是通过影响一国的军事动员程度来影响再分配水平。因此在控制军事动员程度之后，战争经历便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直接挑战了近来认为战争经历本身就足以影响再分配的观点。这些研究基于定量分析，发现战争经历对再分配水平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控制军事动员水平。因此有理由提出质疑：它们所识别出的战争经历和再分配水平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是虚假的，是遗漏变量偏误（回归方程在设定上对军事动员的遗漏）导致了这一虚假的因果关系获得了统计显著性。

  假说三认为战争的死亡规模会影响参战国的再分配水平，并且这一效应在民主国家更为显著。由于同一场国际战争（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多参战国，每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各不相同，因此假说三的检验要求一种双层数据结构：上一层数据是各场战争，下一层是每场战争中的各个参战国。因此，适用于假说三的估计方法是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其中，自变量是死亡规模，用参战国在某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是战争关联数据集（CorrelatesofWar）。因变量是战争后的再分配水平，测量方法是参战国针对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在战后十年的平均值。根据假说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应当为正，且与该国的民主程度存在正向的交互效应。方程除了控制国家哑变量（用以捕捉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等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军事动员程度、政府干预能力、工业化和债务水平，详细内容可参见表4。这些控制变量均做了滞后处理，即采用其战前十年的平均值，目的是为了避免同时期变量间回归可能造成的逆向因果问题。

  表6报告了假说三的回归结果。模型1是只包括因变量但不加入任何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模型。该模型LR检验的统计量是36.2，并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应当拒绝零假设（各国在因变量上的取值不随战争不同而变化），从而说明选择包括战争和国家两层数据的多层模型是正确的。模型2加入了所有变量以及战争死亡和民主程度的交互项。战争造成的伤亡规模和战前的民主程度均显著为正，且二者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战前的民主程度越高，“公平牺牲原则”就会获得更强的合法性，从而战争牺牲在战后就能带来更高的再分配水平。即便在稳健性检验中（未在本文列出）控制战前或战时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这一结果仍然成立。因此，假说三获得了经验支持。

  现有文献难以解释福利国家在战争时期扩张、在和平时期却会停滞甚至衰落这一历史事实。一方面，战争和国家建构理论将战争视为福利国家的“供给侧”因素，认为战争会加强国家的干预能力，而这种干预能力是福利国家进行再分配的前提。但是该理论无法解释地理政治学压力下的国家为何会将财政和行政资源用于非军事性和非生产性的福利项目上。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发展理论强调支持社会福利和再分配的“需求侧”因素，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及全球化等结构性因素带来了社会的再分配需求。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工业化和全球化遭受战争破坏和干扰的情况下，福利国家反而还能实现扩张。

  为全面理解军事动员和战争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本文综合了上述两类研究，提出一个关于战争补偿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军事活动如何塑造社会的再分配需求。该理论认为，18世纪军事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让军队的阶级结构下移，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降低了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然而战争爆发后，巨大的伤亡让社会向上流动的预期破灭，于是按照“公平牺牲”原则，社会要求国家对高收入阶层课以重税，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补偿战争牺牲。因此，在19世纪和两战之间的多极均势时期以及冷战的两极均势时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国家的再分配水平处于持续低位甚至是下降。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造成重大伤亡的国家间冲突则会让国家增强再分配力度，而这一力度会在战争结束、回归均势与和平再度到来过后逐渐减弱。

  本文为国际关系的两类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本文通过揭示军人个体层面的主观社会流动预期和再分配偏好，为国家间战争（国际因素）对福利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由此，本文展示了如何将反转的第二意象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从而为这一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其次，通过将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与个体层次的微观因果机制相结合，本文对第二类研究做出了贡献，那就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基于“三个意象”的层次分析法。本文将个体层次的分析对象从决策者延伸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人，在探讨个体社会流动预期和再分配偏好的基础上（个体层次）将国家间战争（国际层次）与福利国家（国内层次）联系起来，展示了对层次分析法的扩展性新运用。

  基于此，本文为另外两个重要议题提供了新的洞见，可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第一个议题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演变。自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尤其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如图2所示，皮凯蒂发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很高，唯一的例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近50年。在此时期，不平等程度降至最近一个多世纪的最低水平，随后又于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升高，今天已恢复至战前水平。本文对不平等的这一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在多极均势、相对和平的19世纪，西方国家的再分配水平都很低，相当于放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的扩大。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牺牲迫使国家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增强至历史最高水平———一战后最高一级收入的边际税率迅速上升至40%，二战后各国更是将这一税率提高到超过60%，以此来实现了战后前期的社会平等。这种高强度的再分配虽然在冷战两极均势下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的影响下大致维持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再有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度才开始迅速降低。此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随即升高至二战前水平，即恢复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常态。可见，未来对不平等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国际环境和国内再分配政策之间的互动对不平等的发展的新趋势的影响。

  本研究希望启示的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学中“三个意象”的互动研究。从华尔兹提出“三个意象”、古勒维奇倡导“反转的第二意象”以来，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不是将个体层次置于不予实证检验的前设层面，就是将个体简化为决策者。这使得层次分析法难以解释受决策者之外的社会普通个体的偏好和行为所影响的政治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层次分析法需要引入过去20年来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创新———对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的探究。这意味着找回第一意象，建立三个意象间互动的微观基础。为具体展示该研究取向，本文通过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这一研究议题，探究了国家间战争如何通过塑造社会流动性从而影响普通个体的再分配偏好以及这一偏好的改变又是怎样影响国家职能的转型和福利国家的兴衰。其中，个体层次（公民个人）的再分配偏好的形成机制（向上流动预期假说在战争动员中的具体展现）构成了本理论的微观基础，其作为桥梁沟通了国际（国家间战争）和国内（福利国家）两个层次。于是，三个意象间的互动就以第一意象的偏好形成机制作为微观基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本文中，该微观基础不是作为假设藏在幕后，而是在理论构建中就得到明确阐释，并且获得了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将理论建立在个体层次的微观基础之上，并通过经验研究检验之，最终使其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联系和整合，这是本文所认为的强调“三个意象”互动的层次分析法在未来的可能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研究做出示例，希望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原标题：《顶刊论文 蒙 克：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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