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军事思想的革新

  俄罗斯军事思想界对正在演化的俄乌冲突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俄乌冲突如何促使他们反思并修正其过去的军事理念？本文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军事思想在乌克兰冲突中的体现与变化。作者Krisztián Jójárt围绕三个关键军事概念——间接战略、非接触作战、透明战场——探讨俄乌冲突如何促使俄罗斯军事思想界对这些概念进行再思考，为理解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战术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夺取和保有领土的斗争已被通过扶植与不受欢迎国家当局并行的政府来对其关键部位来控制所取代。

  科学的预测是俄罗斯军事科学的一项核心任务。要认识到这一点，只需参考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基于他在军事科学院演说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标题：《科学在预测中的价值》。俄国军事理论家力图通过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预测战争发展的主要方向、内容、形式和方法。

  上述引文证明了俄罗斯军事精英在开战前对未来战争趋势的预测，即对领土的物理破坏和占领将让位于对领土的支配和控制。在过去十年中，俄罗斯专家已看到间接战略在战争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此种战略可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信息战和远程（非接触）作战。在此背景下，战争的总体目标已从占领和控制领土转变为对经济、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的支配，以及对国家关键结构的控制。后苏联时代的和平政权更迭、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3至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塑造了这一信念，促使俄罗斯军事思想家考虑扩大战争的定义，因为他们看到非军事手段的影响往往超过武器的威力。“利用民众的抗议潜力”甚至作为当代战争的主要特征被编入俄罗斯军事理论中。莫斯科认为华盛顿有计划地通过信息战、国际制裁和其他非军事手段推翻现有的不友好政权，并通过推动其支持的政治力量上台来维持并扩大其势力范围。如果和平政权更迭的方案失败，华盛顿就会通过加深混乱为公开使用军事力量创造借口。格拉西莫夫注意到军事界对战争的“不对称形式和手段”的理解比较“肤浅”，并呼吁建立一套关于此类行动的综合理论。因此，在2022年之前的十年中，俄罗斯军事科学致力于通过概念化间接与不对称的作战形式和方法，开发出对所感知的西方威胁的充分回应。这也导致了亚历山大·斯维钦、安德烈·斯涅萨列夫、叶夫根尼·梅斯纳等俄罗斯军事思想家的思想复兴，他们都是“消耗战略”的拥护者。俄罗斯军事思想家认为，2014年克里米亚，以及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是其经典间接战略的成功范例，旨在遏制西方在中东及后苏联地区破坏稳定的尝试。2019年，格拉西莫夫宣布了“积极防御战略”和“有限行动”战略，后者明确借鉴了叙利亚的经验，以保护和促进俄罗斯在境外的利益。他再次强调了间接战略的重要性，谈到了“从‘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向‘全球战争’、‘核威慑’和‘间接行动’”战略的演变，并要求武装部队做好发动“使用传统和非对称方法的新型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准备。

  关于间接和不对称战争形式的思考似乎极大地影响了2022年2月24日针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计划。因此，根据俄罗斯对上述当代战争目标变化的评估，该考虑大概不涉及永久占领乌克兰大片地区。相反，该行动的目的是取代乌克兰政治领导层，并代以亲俄傀儡政府掌权。原则上，这能够最终靠占领中央和地区权力机构并控制关键基础设施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情报机构建立的特工与乌克兰合作者的网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合部队的规模与对乌克兰更大战争的规模并不相称。

  后来定义“特种军事行动”概念的俄罗斯军事专家，把握了其本质，即低于战争层面的单次合成兵种行动，旨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直接的战略政治目标。这些军事专家中的其中一位维克托·利特维年科，是一位退役炮兵上校，在苏联-阿富汗战争时担任过炮兵团团长。他强调了这一概念的有限性。他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同时也是《陆军文集》期刊的编辑，他曾指出：“历史表明，战争不会以和平结束，而只会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相比之下，“特别军事行动”一旦实现既定目标，便可以结束。换句话说，在实现了“去纳粹化”（政权更迭以及禁止并解散克里姆林宫认为是纳粹的某些乌克兰组织）和乌克兰“非军事化”（消除与西方国家的任何军事合作，削弱军队并将乌克兰的军事能力限制在克里姆林宫接受的未定义水平）的既定目标后，与乌克兰国家的关系能重新定义，以符合俄罗斯领导层的期望。在“特别军事行动”失利后，乌克兰政治领导层并未下台，莫斯科试图在谈判桌上通过加大军事力量的使用并最终在战场上击败乌军的方式，迫使基辅接受其最后通牒。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间接战略以惨败告终，“特别军事行动”成了二战后欧洲最大的战争，人们以为间接战略将成为未来战争主导形式这一观点将发生偏移。然而，所研究的俄罗斯文章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军事精英仍然将西方的间接行动视为主要威胁来源，这反映出俄罗斯对西方意图和方法的看法没改变。然而他们指出，在乌克兰大规模战争爆发后，这些间接行动升级为俄罗斯与西方直接军事对抗的情况显著上升。例如，上文引用过的扎鲁德尼茨基上将声称，西方的目标是利用宗教、民族和文明矛盾来更迭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并破坏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他写道，不能排除乌克兰冲突升级的可能性，针对俄罗斯的代理部队参加规模的扩大以及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都存在可能。前军事外交官、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混合战争”问题研究专家亚历山大·巴托什也警告称，当前与西方的混合战争可能出现横向和纵向升级。他指出，俄罗斯不仅被迫在战场上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展开武装斗争，而且还需要西方集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

  这种看法与俄罗斯的早期观点保持了连续性，同时，俄罗斯军事思想家也很看重采用间接（特别是非军事的）方法和手段来遏制西方。作为对西方威胁的回应，扎鲁德尼茨基认为，与对西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主要是美国边境附近）的行为体结成联盟是“遏制敌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巴托什认为，俄罗斯需要在与西方的混合战争的所有领域制定进攻和防御战略：在行政政治、金融经济、军事、军事技术和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另一项由总参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列夫·普鲁德尼科夫上校和东部军区司令安德烈·库兹缅科中将撰写的研究报告，在对俄罗斯国家机关过去使用非军事手段的“历史政治”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使用非军事手段的原则。他们声称，面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等威胁，仅仅向“受威胁方向”部署军队是不够的，非军事手段也应成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他们呼吁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和敌对国家的内部问题，作为“综合政治外交手段”的一部分。这一想法并不新鲜。例如，谢尔盖·苏洛维金是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间驻乌克兰俄罗斯军队指挥官，他在2014年的演讲中提到，“破坏社会政治局势稳定并为行动中止(联盟崩溃)创造条件”是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括号中的标注表明，苏洛维金很可能考虑到了与北约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此期间，莫斯科将试图采用非军事手段打破北约的团结，并以俄罗斯可接受的条件强制结束战争。

  俄罗斯关于在持久消耗战中战胜乌克兰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间接的。亚历山大·谢尔然托夫中将是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总参谋部最重要的科研机构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前主任，他与该中心研究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上校一致认为，“非军事化”的目标需要采取一种整体方法，包括协调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按照他们的解释，非军事化意味着削弱敌人的军事经济潜力——包括一国的军事技术潜力、用于维持、装备、动员和训练武装部队的财政资源及其军事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源——直到其无法开展军事行动。他们指出，这种思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歼灭战略很少能成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对付技术上不如进攻者的国家时，这种战略才能有效使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当对方是联盟的一部分时，只有消耗战略才是可行的。这一观点显然背离了谢尔然托夫及其著名合著者、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斯莫洛维少将和该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戈尔·特伦捷夫上校在特别军事行动后几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早期观点。在那篇文章中，他们都以为高科技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以歼灭战略为主，这表明他们缺乏对两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快演变成消耗战的可能性的设想，就像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

  尽管谢尔汉托夫和帕夫洛夫没有提及这一点，但他们所描述的想法与乌克兰的经验几乎毫无关联，在乌克兰，战争的联盟性质意味着乌克兰很大一部分军事经济潜力位于战区之外。该研究建议同时并连续地结合使用以下形式的军事和非军事活动作为战略行动的内容，以削弱对手的军事经济潜力：

  “使用远程精确武器、高超音速武器、各类攻击型无人机、信息和其他武器做综合打击，集结部队（力量），系统作战行动，旨在削弱敌人资源禀赋的经济（金融、能源）和社会措施，并在对敌人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方面在敌方联盟内部制造分裂和矛盾。”

  所有这些都与俄罗斯“非军事化”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这一目标不仅要求摧毁乌克兰的军事潜力，还要求切断西方对基辅的军事支持。正如谢尔然托夫和帕夫洛夫的文章所证明的那样，乌克兰战争的教训凸显了间接方法的重要性，俄罗斯军事思想家积极考虑协调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来破坏敌人的抵抗能力。

  尽管间接战略大概仍处在俄罗斯军事思想的前沿，但其中的某些要素将被重新审视。事实上，在莫斯科于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前，对所谓非接触作战概念的修正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非接触作战的理念由已故的弗拉基米尔·斯利普琴科在21世纪初的许多文章和书籍中详细阐述，该理念认为，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摧毁目标国家的经济潜力，并导致其政治体系崩溃，以此来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这种理念在过去几年中常受到批评。

  俄罗斯军事理论家借鉴了冷战后十年的美国军事行动，预测未来战争将以快速（并决定战争走向）的非接触阶段开始，包括大规模精确打击和电子打击，以及广泛的信息和网络行动，主要战场是航空航天领域。随后才会动用地面部队以取得战略胜利并在必要时孤立、消灭剩余抵抗力量。事实上，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的为期三个月的空袭向俄罗斯人证明，战争的政治目标只需通过非接触战争就能实现。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俄罗斯持有对未来战争的上述看法，并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将主导战争的初期阶段，但“特别军事行动”并未以长时间的非接触作战开始。麦克德莫特和巴特尔斯认为，俄罗斯人没考虑战争初期的概念，因为他们没将乌克兰视为同等对手。尽管这一论点令人信服，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就没有摧毁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的任何尝试。俄罗斯人将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战解释为一次成功的政权更迭行动。非接触作战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可能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军事规划。俄罗斯军事思想家们质疑的不是非接触作战的概念，而是其对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适用性。未来战争将是非接触作战的信念在俄罗斯军事精英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较为保守的军事思想家公开批评这种信念，称将其作为教条可能会使俄罗斯军事规划误入歧途。格拉西莫夫在2017年这样说道：

  “北约在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开创了所谓的非接触式或远程战争时代，但其经验并未得到普遍传播。这其中有客观原因：实现战争目标既受到地理制约，也受到经济制约。武器与作战成本在战争方式选择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两年后他指责五角大楼制定了“特洛伊木马战略”，该战略将通过“利用第五纵队的抗议潜力”制造混乱与对关键目标的精确打击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俄罗斯军事精英对于俄罗斯在有限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下采用非接触作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尽管拥有庞大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并在叙利亚获得了实施精确打击的经验，但俄罗斯武装部队并不擅长规划打击任务。空天防御中央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中心的三名俄罗斯上校，主任奥列格·耶尔莫林和他的同事尼古拉·祖博夫和米哈伊尔·福明对俄罗斯空军打这种规模的战争的准备情况提出了批评。如他们所述，尽管国防部于2022年2月28日宣布俄罗斯空军已在乌克兰取得空中优势，但在研究报告发表时（战争开始近一年后），攻击机仍未在敌人的作战纵深内对地面交通线目标（桥梁、交叉口、铁路枢纽、载有设备和部队的列车）执行任务。耶尔莫林、祖博夫和福明以这样的形式，实质上是说俄罗斯国防部撒了谎，俄罗斯空军在战争初期没办法取得空中优势，其在乌克兰上空作战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根据结果得出，俄罗斯空军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进行如此规模和维持的时间的空袭。正如他们所写，空中控制飞机能力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持续同时在几个战略方向上作战，空天侦察系统已被证明能力非常有限，尤其是在侦测移动目标和重新部署部队方面，尽管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限，但由于北约国家在侦察与追踪方面的支持，俄罗斯空军甚至无法在前线附近自由行动。此外，作者还含蓄地承认，空军在规划远程打击任务、计算向给定目标发射所需导弹数量以确保摧毁目标，以及掌控对敌人的防空活动方面经验不足。如他们所述，一次打击任务需要用数十枚甚至数百枚导弹才可以做到预期效果。

  也有可能，摧毁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和关键基础设施并不符合快速政权更迭行动的总体理念。过度破坏会与乌克兰人民疏远，这将使俄罗斯扶植的傀儡政府的权力难以巩固。2018年去世的退役上校、陆军联合兵种学院教授瓦列里·基谢廖夫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当代战争分为三类：第一类战争以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为代表，其目的不是占领目标国家，而是试图以对武装部队的最小破坏来摧毁其军事经济潜力。第二类战争的目标是占领，侵略者无意摧毁受害国的经济潜力和关键基础设施，而是着眼于摧毁受害国的武装力量以消灭其抵抗意志。第三类战争由外部势力支持和协调的非法武装团体和私人军事公司发动，目的是肢解敌对国家。基谢廖夫认为，南联盟解体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照此思路思考，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原计划，很可能是想遵循基谢廖夫第二类战争的逻辑，迅速瓦解乌克兰武装力量和政治领导层，而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损，由俄罗斯直接或通过其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接管。

  尽管“特别军事行动”的概念在战争开始时并不包含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非接触作战，但在失败后，俄罗斯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远程打击行动以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在2022年底和2023年初针对其电力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行动。然而，这些行动的无效性似乎不仅质疑了俄罗斯发动非接触作战的能力，而且质疑了非接触作战在迫使目标国家屈服方面的有效性。这与谢尔盖·切基诺夫和谢尔盖·波格丹诺夫等著名俄罗斯军事思想家的观点背道而驰。他们在2010年提出，在颠覆和侦察小组的支持下，对经济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高精度常规打击，可迫使敌人在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下停止军事行动。

  鉴于上面讲述的情况，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谢尔然托夫和帕夫洛夫认为，尽管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是几乎所有现代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完全实现战争目标，因为军事行动在关键基础设施恢复后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与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相反，将军事经济潜力降低到一个关键水平可能会使对方无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一发现在俄乌冲突的印证下显得更为有趣，因为与2022/23年冬季旨在摧毁乌克兰电网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相比，俄罗斯在2023/24年初的打击行动重点是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一个简单事实是，我们看得到敌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也看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瓦列里·扎卢日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

  随着间接战略的失败，战争初期特有的快速机动很快陷入停滞，到2022年夏天，前线基本巩固。尽管双方在战争过程中都试图摆脱物资密集型的消耗战，即双方在几天内（在更激烈的时期甚至是一天内）消耗了整个德国军队的全部炮弹储备或美国的单月产能，但这些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失败了。敌对双方凭借光学、电磁、声学、雷达和其他传感器，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对方的部队集中情况，并几乎实时从远距离向对方开火。瓦列里·扎卢日内的上述言论指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战场变成了一个透明空间，各种传感器和精确制导弹药高度集中。这使得人员大规模的空间集中极其危险。

  透明战场本身对俄罗斯军事思想家来说并不完全是新鲜事。这不仅是因为几年前在其直接邻近区域，阿塞拜疆曾迫使莫斯科的军事盟友亚美尼亚所支持的卡拉巴赫部队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战争。这也是因，苏联军事科学从精确制导武器发展之初就试图预测新技术的扩散将对战争产生何种影响。苏联人正确地判断，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未来的战场将以打击和火力为主，但他们未能预见到，这可能会引起拥有相同技术的军队间陷入静态战争。

  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军事学界明显高估了高机动性和相对轻型作战部队进攻策略的重要性，而低估了阵地战和防御工事的作用。俄国人也如此认为，他们预计陆战将在非线性、分散的战场上展开，营、团和旅通常会进行侧翼开放的遭遇战，并通过障碍物、远程火力和作战节奏来确保侧翼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以为不可能建立有准备的防御。

  乌克兰危机超出了俄罗斯军事思想家的预期，它表明现代技术能够将战争推向阵地战。这在俄罗斯军事杂志的专栏中引发了热烈讨论。正如前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所说，“特别军事行动”表明，许多军事发展的预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现代高度机械化的军队不再进行高度机动的作战行动，而是突然转向阵地堑壕战，即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来看，战场上的推进速度也如龟速般缓慢。”

  因此，2022年之后撰写的俄罗斯军事研究报告接受了阵地战的现实，并尝试在新的作战环境中提出理想的攻防形式解决方案。据俄罗斯两位军事科学候选人沙伊胡德尼诺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称，“现代军队对反坦克制导武器、防空设施和反坦克地雷配置的极度饱和大幅度提升了静态防御的重要性。”

  俄罗斯专家通常借鉴卫国战争的经验来解决当前的军事问题，但最近他们却从1943年的库尔斯克防御战中汲取教训，这绝非巧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到2023年初，俄罗斯的进攻行动即将枯竭，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预计将达到顶峰，这迫使俄罗斯人转入防御阶段。然而，俄罗斯专家确信，他们在2023年夏天成功实施的防御行动是战争的转折点，类似于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退役海军上尉、前军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斯坦丁·西夫科夫简单地将2023年乌克兰夏季攻势称为“堡垒2.0”，以纪念1943年德国的堡垒行动。西夫科夫——他也是俄罗斯导弹和炮兵科学院的副院长——声称，乌克兰攻势的失败不仅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战略失败，也代表着联合西方的“混合闪电战”的失败。

  乌克兰危机的经验对俄罗斯军事思想家来说证实了指挥与控制的重要性，他们关注的是去中心化、自动化指挥和控制管理系统以及瓦解敌人指挥和控制管理系统等概念。谢尔然托夫、斯莫洛维和特伦捷夫在战争开始后仅几个月发表的文章中强调，现代武器的有效性与武装斗争期间动态变化的情况增加了领导失误的成本，人们往往没时间和资源来纠正这些失误。空军学院军事训练与研究中心的两位教授德米特里·霍卢延科上校和维克多·阿诺欣表示，取得对敌人的优势首先要通过指挥和控制。中校谢尔盖·杜德科、中校阿列克谢·莫拉鲁和上校阿列克谢·斯梅洛夫担忧地指出，“特别军事行动”表明，在自动化指挥和控制管理系统领域，潜在对手明显领先于俄罗斯，这与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情况相似，当时德国国防军凭借其更先进的通信和指挥控制管理系统，给红军造成了惨重打击，尽管后者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占有数量优势。与西方一样，俄罗斯军事科学也意识到了所有相互抵触的趋势，这些趋势同时证明了指挥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合理性。战前，俄罗斯人认为，军事领导权的集中或分散的必要程度，是由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其他情况决定的，正如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三位研究员瓦西里·谢夫鲁克少将、亚历山大·弗多温上校和瓦季姆·卡尔波维奇上校所说。尽管在所调研的军事出版物中没有证据说明俄罗斯人正在考虑采用西方的任务式指挥概念，甚至未提及这一概念，但他们并没有忽视俄罗斯指挥结构过于等级森严、僵化和不灵活的缺点，这种缺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杜德科、莫拉鲁和斯梅洛夫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指挥集中化原则，因为它会导致指挥周期大大延长，而决策在上级批准后，下级指挥官就不再承担决策是否恰当或充分的责任。另一方面，现代情报、通信和指挥控制工具使下级指挥官无需离开指挥所即可参与规划过程，从而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表明它与传统的集中指挥结构有显著的不同。

  克里斯蒂安·乔雅特（Kiskunfélegyháza），在匈牙利的国家公共服务大学（NKE）战略防御研究所从事俄罗斯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俄罗斯安全政策和俄罗斯武装部队。

  张庭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中亚和俄罗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