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部联合作战概念开发案例研究

  【知远导读 】本文编译节选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2021年10月21日的报告：《改进美国国防部内部的联合作战概念开发》一文。文章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开发联合作战概念，旨在对抗先进的军事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然而，这些概念似乎是有意设计的，未能推动重大的变革。本文简要讨论了国防部过去3次开发联合概念的案例，包括“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以及“先进能力和威慑小组”。最后，文章分析了美国防部联合作战概念开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本文简要讨论了美国国防部过去3次开发联合概念的尝试，包括“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以及最近的尝试——“先进能力和威慑小组”（简称ACDP）。本文使用这一些例子来展示克服“烟囱式”和狭隘的以军种为主导的尝试所面临的挑战，旨在说明构建以军种为中心的概念并使用联合的光芒（a patina of jointness）掩盖这些概念的缺点。这些案例突出了联合概念开发过程中持续的病状，是如何使冷战后的联合概念在鼓励作战创新或推动军种投入优先事项的改变方面变得毫无用处。

  以下联合概念开发工作的案例研究为概念开发和联合参谋部尝试构建联合概念开发能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它们突出了“烟囱式”和狭隘方法的优势，但这一些方法阻止了关于未来战争的真正“联合”思维的出现，并限制了能力和概念开发。

  最终演变为“空地一体战”条令的创意始于一种认识，即试图在攻击点的消耗战中阻止苏联的装甲先锋部队是不可能奏效的；这需要一个新的创意。一个更有效的概念将给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规划者们带来困境，这些规划者们认为快速移动、高度梯队化的机动作战群可能会迅速压倒北约的防御体系，迫使该联盟两害相权（投降或快速的核升级）取其轻。作为回应，美国陆军唐恩·斯塔利（Donn Starry）将军提出了一个“深度攻击”的概念，目标是后续梯队，以防止“坐享其成”，即他们“在（前线）的突击部队后面不断集结，直到取得突破。”1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战场空中遮断――这需要将空军整合到整体地面战中。

  由此产生的陆军和空军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一个具体统一问题的产物，要解决如何击败华约组织对西欧的入侵。2然而，虽然“联合”的“空地一体战”通常被视为成功的联合概念开发的例子，但“空地一体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陆军概念，后来在1981年成为陆军条令。因此，空军从未像陆军那样热情地接受过它。充其量，它只是协调并消除了陆军和空军对抗华约组织的行动冲突。即便是这样的成功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随着陆军火力范围的扩大，开始与历史上由空军负责的纵深战场区域重叠，这两个军种从未解决过消除冲突的问题。

  正如大卫·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在冷战结束后，保卫北约的联合效应并没有持续多久，最终对军种间的合作只产生了短暂的影响。3事实上，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和冷战后的裁员后，关于地面和空中力量的相对角色的长期争议，随着“谁赢得了战争”的辩论和文章的涌现才有所升温。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以制空权为中心干预巴尔干半岛之后，这些争论愈演愈烈。这些论点使竞争阵营的观点两极化，约翰逊写道，“未来战争的设定条件是通过对地面或空中力量相对决定性的制度性判断来评估的。”4事实上，空军领导人“开始组织辩论，认为精确的空中力量，经过适当的包装和使用，为战区指挥官提供了延迟、阻止，并可能挫败”全副武装的敌人地面进攻的选项。5空军迅速采取行动，将其在海湾战争空袭中的成功表现转化为一种新的“联合”概念，但其实就是一种以制空权为中心的概念，旨在“快速阻止”敌人的跨境入侵。6

  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远程地对地导弹系统和攻击直升机的研制扩大了地面指挥官的作战范围。这导致陆军和空军在“沙漠风暴”和后来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在明确界定角色和责任方面发生了冲突。在历史重演的情况下，在以军种为中心的新概念中，针对全域作战的传统角色和职责的重叠慢慢的变多，我们已看到各军种之间的摩擦又出现。例如，一些人认为，陆军正在追求的远程精确火力攻击侵犯了空军的基本任务。7一位空军高级领导人甚至称陆军的远程火力概念是“愚蠢的”。8如果联合部队陷入军种间长期的狭隘冲突，这将对美联合部队开发真正新的作战方式的能力造成巨大挫折。

  “空海一体战”（简称ASB）尝试的短暂存在突显了概念开发工作中也许会出现的军种文化冲突。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宣布创建了一个空海一体战联合概念，这是一种空军－海军的尝试，旨在通过先进的A2/AD网络瞄准和打击先进的对手。ASB的非保密版本将其描述为“维持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和维护全球公域行动自由”的一种方式。9ASB旨在找到方法，以挫败中国发展密集的A2/AD防御体系，这样美国空军和海上部队就必须在远程精确弹药的同心环中杀出一条血路。该概念旨在破坏和摧毁A2/AD网络，使美军能够自由行动。

  对ASB的几乎立即产生，许多批评集中在将其视为一个“多军种”的作战概念，而不是一个“联合”的概念。虽然大家一致认为ASB旨在正确地应对一项紧迫的行动挑战，但它在联合参谋部之外的存在使其成为众矢之的，批评者称它是“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关起门来”编写的。10批评者还担心ASB对联合部队发展的不当影响有几率会使产生“一种不平衡的联合部队，其针对一组威胁进行了优化，但无法对另一组威胁做出一定的反应。”11

  陆军，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还包括海军陆战队，认为这是空军和海军的预算攫取，因此 “这是一场为未来而进行的近乎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们发动了一场内部官僚主义之争，以将这一尝试搁置一边。12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缩编后，陆军有理由担心它将失去关联性、预算分配、兵力结构和最终实力，这只会增加陆军强硬和不妥协地反对ASB（作为一个总体联合概念）。由于陆军的反对，ASB尝试从未得到普遍接受，并在五角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结束了它无关紧要的短暂存在。

  ASB倡议发生在JFCOM解散后联合概念开发特别混乱的时期。尽管许多JFCOM之前的职责以及数百名人员已转移到联合参谋部J-7部门，但对于该组织究竟应该生产什么，缺乏总体战略或指导。13最后，由于未能考虑到地面部队的潜在贡献，ASB在名义上的联合概念中保留了一个关键的作战领域，由此产生了对其存在的官僚主义抗体。更持久的弊端是，为阻碍和将ASB排除在外而进行的官僚主义斗争，阻碍了国防部应对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反干预概念和A2/AD系统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作战概念也遭遇了同样致命的缺陷，即“失去了平衡，或与作战现实的密切联系”，历史学家默里在空中力量理论家和战略轰炸的案例中指出了这一点。14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如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这样的联合概念致力于战胜A2/AD系统，以便在敌方领土上为美国地面部队建立滩头阵地。15这些概念性创意与出现成熟的精确打击体系的作战现实相冲突，在这种作战环境中，多个军事大国拥有大规模远程精确火力的手段和方法。

  各军种对成熟的精确打击体系的影响反应太慢。就在去年，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H·伯格（David H.Berger）将军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面对一个整合了成熟精确打击体系的技术的对手，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强行介入行动。”他承认，装备如此精良的对手带来的作战挑战将需要对兵力结构、能力和概念进行“彻底变革”。16这是一位军种领导人迄今为止发出的最强烈声明，即中国的挑战需要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其余的军种首长是否会跟随该司令的引导，愿意改变其作为军种的自我观念，牺牲自身的“不可侵犯之物”（sacred cows），并愿意在联合框架内开展其行动，还有待观察。

  2014年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他决心启动国防部应对大国竞争的回归，并采取行动扭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军事平衡方面受到的侵蚀。这种总体尝试被称为“第三抵消战略”，其核心机制是ACDP。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冷战尝试的现代迭代，即先进的技术小组，该小组开发了新的能力和运用概念来对抗苏联。17沃克试图使国防部其他高级领导人相信，在一个“对手拥有对等的制导弹药并可以投射和我们一样密集、一样精确的远程导弹打击”的时代，使用仅基于现有能力和作战概念的兵力规划结构将使部队置于危险之中。18这一现实提出了美国军方从未面临过的作战挑战，需要全新的应对方案。

  当ACDP开始将当前作战概念和规划能力与替代概念和能力作比较，以应对MPSR带来的挑战时，显而易见的是，各军种对相对军事优势的显著变化反应迟缓。然而，这些军种吹捧的新概念缺乏对未来战争的一致愿景或任何类似于制胜论的东西，且未能提供兵力设计决策所依据的细节程度。事实上，各军种基本上没有兴趣创造性地思考新概念。相反，当拟议的联合概念有可能威胁到规划的兵力结构和加倍投入的传统平台和系统时，他们的反应是摆出一副防御姿态。各军种仍然受制于传统的作战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些方式延续了这些军种所青睐的能力和本领组合，而不是可能威胁受青睐项目的“联合”作战方式。

  意识到渐进式变革不足以改变与先进对等对手中国的军事平衡，ACDP致力于开发全新的作战方式。为了促使各军种开始考虑未来战争的替代愿景，并开发更具创新性的概念，ACDP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第一项是在国防部范围内重振兵棋推演体系，以研究和完善对抗对等对手的新作战方式。19第二项是设立支持开发新的军种和联合概念的“作战实验室激励基金”（简称WLIF），以“支持将概念从纸上带到现实世界执行的现场实验和演示。”20

  为了逐步推动对未来战争新愿景的探索，2016年年中，副部长沃克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主要概念研发人员参加了会议，讨论了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区级战争的新概念。这是他们的首次会面，以讨论高端作战的互补、联合和交叉概念开发。在此之前的一年，沃克已经赋予陆军开发后续“空地一体战”的职责——即“多域作战”——并且现在推动新的联合概念来应对中俄构成的威胁。21然而，尽管沃克呼吁更大程度的一体化，但各军种在开发自身的全域概念方面仍停滞不前，同时研究联合概念的工作则继续滞后。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联合概念开发继续滞后，部分原因是对概念开发和部队发展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其中各军种及其狭隘利益主导了这一开发过程。从这些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如果没有确保互操作性的驱动力，这些军种将回到他们的狭隘路线。通过纯粹的惯性，他们试验和开发专注于其作战领域的概念和支撑技术，而不完全考虑对其他军种或联合领域的适用性。

  联合概念开发者面临的一个更重要的挑战是以获得一致的名义取悦各方。一致性并不是象征性的；对于批准联合文件，如新的联合概念的高级领导人来说，他们第一步必须要完成一个审查和协调过程，在该过程中，国防部内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提出问题。虽然联合参谋部J－7部门负责起草新的联合作战概念，但概念的批准取决于多个审查委员会、一个将官指导委员会、参联会以及最终参联会主席的批准。22这种广泛的和合作的审查过程总是会产生达成共识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几乎是被设计出来的，无法产生创意的竞争。

  联合参谋部发现，要超越军种的狭隘性，并达成真正的联合作战方法是极其困难的，至少部分原因是联合概念研发人员的数量很少。能确定的是，从设计上讲，J7概念的撰写骨干成员首先关注的是联合。挑战在于概念团队并不只是J7概念的作者。概念开发团队通常由临时分配的军种规划人员组成，他们总是倾向于军种权益。最终产品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们通常含糊其辞并被打折扣，未能列出任何详细的细节内容。当概念作者试图推动有意义的变革时，他们都觉得需要以某种方式代表各军种权益。这使得此概念读起来像是各种军种概念的汇编，对它们如何组合（假设它们可完全组合在一起）在一起缺乏真正的分析工作。如果一个概念起源于某个特定的军种，其他军种将花费时间试图弄清楚该军种的视角，然后寻找反驳的论点，而不是试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使其取得成功。23

  1995年，武装部队角色和任务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Roles and Missions of the Armed Forces）表示，尽管各军种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各自表现出色，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合作：该委员会说，“由于缺乏统一的愿景来指导他们的工作，每个军种都通过你自己对其部队应如何为联合作战做出贡献的愿景开发能力并训练其部队。”此外，联合条令代表了“一个相互竞争、有时互不兼容的概念汇编”。24

  近30年后，很明显，在生成统一的未来战争愿景或围绕未来兵力设计和能力发展的联合概念方面，国防部没取得什么进展。相反，结果是法斯特阿本德多年前就警告过的：“在联合层面，伪概念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对未来联合作战的线基于未来战争的一致愿景开发的真正联合概念，必须首先确定优先级并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提供资源，以开发各军种相信的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打造一支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