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脚步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对待改革的态度和作为，直接决定着军力强弱和战争胜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如惊涛拍岸，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进。改革，成为这个时代的强烈脉动，变成全球大国强军的必由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军队领导管理体制如何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怎样建立、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规律；美国何以持续保持世界军事变革领头羊、俄罗斯军事改革在试错中取得了哪些成果……从11月23日起，新华社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推出“强军策——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脚步”专题报道，邀请国内军事名家和相关领域专家，撰文评析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新趋势，考察点评世界大国军队改革成败得失，纵论分析世界新军事革命对我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经验启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报道，能带来启迪、引发思考。

  当前，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建设还没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国家安全需求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必须深入推进改革，下大力解决制约战斗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春雷第一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着难得的机会窗口，与时俱进的人民军队一定会勇敢迎接这场时代大考，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12月30日，随着空军上将刘亚洲文章《军改是一场革命》的推出，这一专题报道画上圆满句号。

  “强军策”专题报道告一段落，但中国军队改革强军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这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乃至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讲逐步显现......

  刘亚洲安徽宿县人。中国人民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时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他自己却走上了死路。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只有冒险犯难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无规矩。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刚烈了。商鞅是被车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后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著作《苦难辉煌》获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由此被评为“中华文化人物”。

  军事变革从来不是为了赢得赞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这一变革从来不可能是一曲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必然是一场新旧之间的艰难较量与铿锵碰撞。

  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评论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像力的例子。”作为普军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克劳塞维茨在这场战争中丢人地被俘。这位后来成为西方军事战略鼻祖的人，刻骨铭心地把普鲁士军队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士兵缺乏爱国心和军人精神。[阅读全文]

  任天佑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教授，少将。著有《让思想突出重围——当代军事转型中的心路纪要》《问道改革强军》，主编、参编著作10余部，在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曾获全军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国防大学科研成果特等奖等。

  进入21世纪，军事改革呈现再次加速之势。美军建成了下辖10万部队的网络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顶级规模的网络战力量。图为美国莱克兰空军基地网络战中心。

  人类社会形态每一次革命性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对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进而推动军事领域的整体变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引发了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军事技术一旦突破，接着改变的就是武器装备。短短数十年，平台、侦察、传输、感知、控制等一系列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质的跃升。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用于实战，体现出震撼性的作战效果。随着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来研究把握其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正式拉开了这场世界性军事革命的序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同时，快速推进军事改革步伐，持续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和军事转型，变成全球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阅读全文]

  王卫星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少将军衔。曾在军区、军、师、团机关、部队和院校工作。1996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军事艺术》《白话中国兵法》《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紧迫课题，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研究借鉴外军在这方面的特点规律，对于科学筹划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们所说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美俄等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目前还没有完全对应的专门术语。我们研究认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指军队为指挥联合作战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它包括指挥机构的设置、职能划分和指挥关系等。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以联合作战为根本导向，以提高指挥效能为核心目标，对作战指挥体制进行的改革。

  战争实践始终是催生和倒逼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大体上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推进过程几经曲折，一直延续到今天。究其时代背景和根本动因，是工业文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战争形态深刻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组织体系化、作战力量多元化、军事行动全域化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联合是现代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起步最早、主动性最强。经过近70年的三轮改革发展，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日臻成熟。

  第一轮改革是1947年到1949年，属于初创阶段。二战后，美军总结二战盟军联合作战指挥经验，检讨长期以来形成的军种至上、交相纷争、职责不清等体制弊端，创立了以国防部为主体的领导指挥体制，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在战略层级上解决了作战指挥权不统一的问题，形成了现代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雏形。[阅读全文]

  肖裕声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少将,专著主要有《中国军事史论》、《中国军队政治工作史》《政治工作思想概述》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人民军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世界战争史》等著作。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大国围绕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信息化，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理论、力量建设、组织架构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的新趋势，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回顾本世纪这十多年大国军事发展的特点，对于我国建设巩固的国防与强大的军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2001年9·11事件后，以打击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主权国家发起战争，呈现出强权战争的新态势。当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打响了反恐战争的第一枪，很快推翻了政权。2003年，美国在反恐的招牌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11年，美国自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打击利比亚当时卡扎菲政权的相关目标。这些战争向全世界显示了强权的战争逻辑和思维。实际上，强权战争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军事表现，旨在运用武力来诠释强权的战争思维。

  美国强权战争的称霸离不开其强大的总实力。一是经济实力，二是政治外交实力，三是军事实力，四是改革实力。[阅读全文]

  马军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大室副主任。毕业于空军导弹学院，多次参加部队重大任务，曾赴国外多地留学，3次荣立三等功。2010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从事有关印军、美军和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初具信息化形态的战争。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军队大力倡导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转型，尽快使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转型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作为军事转型“龙头”的美军，信息化始终是其新军事革命的核心内容，其军事转型紧紧围绕提高军队信息力和结构力这一根本目的，对军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逐步把传统军队转型为以信息和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军队。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主导、综合集成”已不仅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而慢慢的变成为指导各国军队军事转型的一个全新理念。

  自古以来，战争都需要情报的支持，情报就是一种信息。但是信息时代以前的战争，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还不能称为“主导要素”。随信息技术的快速的提升，一种以信息化装备为基础，以确保信息安全、夺取信息优势为主要制胜因素，在陆、海、空、天、网、电等多维空间和心理认知的多重领域进行的一种全新的军事对抗活动——信息化战争正逐步登上舞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实践已经向人们生动地揭示了这一趋势。

  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国家军队，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倚仗其强大的信息优势，在夺取和保持信息权的基础上，以较小的代价，最低限度的附带损伤，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透过这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人们惊讶地发现，构成战斗力的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正发生显著变化：信息正逐步取代物质和能量，成为战争的主导因素。这一战争形态的变化，对各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阅读全文]

  李银祥国防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校军衔。长期从事军事思想、军事历史、军事训练学等领域的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部及国防大学的课题十余项。

  新型作战力量是以新需求为牵引、以新技术为支撑、以新能力为标志的作战力量。它是一个时代军事发展的风向标，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的新趋势，是国家战略前瞻力量，是军事革命的制高点。从本质上说，军事革命的过程就是建构新型作战力量及其能量释放模式的过程。

  新型作战力量产生之初，作为当时军事发展领域的新事物，总是具有传统作战力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对战斗力的提升是直接的、迅速的。它的作战效能与传统作战力量相比，呈现出指数级的提升，在实战中往往会收到奇效。20世纪初期，坦克、飞机及其他装甲力量、空中力量等成为当时的新型作战力量。在二战初期，德国军队之所以能够“闪击”别国，就归功于他们率先掌握并使用了新型作战力量。

  新型作战力量往往是先进军事技术和新型作战思想联姻的产物。新型作战力量的兴起，往往预示着军事改革大幕的开启。有远见的战争指导者都会根据当时军事发展的最新趋势，选择将新型作战力量作为重点并着力加以发展。上世纪70年代，精确制导武器、电子信息技术尤其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发展，成为新型作战力量的主要代表，为新军事革命的孕育和形成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技术基础。【阅读全文】

  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情报杂志》《国防科技》等期刊编委。曾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开展访问研究，先后参加中美网络安全对话、中英青年学者对话等交流活动。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军事人才发展的策略等。

  自上世纪60年代阿帕网（互联网的前身）诞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一个新的人造空间——互联网空间——随之出现。互联网空间被认为是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之外的第五维空间，如今已日益成为各国国家利益拓展的新边疆、国家战略博弈和军事竞争的新领域，将深刻影响未来战争形态。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军事强国都建立了网络部队。网军的出现，承载着信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要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在互联网空间的急剧拓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网军力量建设不可或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活动的领域进一步向太空和互联网空间伸展，军事大国和强国开始将制天权和制信息权的争夺视为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尤其网军的出现，是信息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利益在互联网空间空前拓展。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3年5月发布了《颠覆性技术：有望改变人类生活、商务和全球经济的前沿技术》研究报告，预测移动网络、云计算、物联网等12项技术将在2025年前对全球经济产生颠覆性影响，并将创造出14万亿至33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各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创新以及社会价值观塑造将对互联网空间产生越来越强的依赖，国家利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互联网空间扩展。【阅读全文】

  长期从事海军战略、军事战略、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海上战略通道论》、《海战史与未来海战研究》等多部著作与教材，承担国家级、军队级、国防大学等重大科研课题30余项。

  从今年8月1日起，由空天防御兵和空军合并而成的俄罗斯新军种空天军投入战斗值班。图为俄空天军苏-34战斗轰炸机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任务。

  在新军事变革的推动下，联合作战成为未来作战的主要样式。作为联合作战的主体，军种的发展成为制约或提升联合作战的重要环节。如何发挥好联合作战体制下军种的作用，怎么样处理好联合任务部队与军种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始终在探索的问题。

  在当代世界，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开展，传统的军种战略理论已不足以满足军种建设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军种战略理论一定要进行新的变革与创新。近些年来，军事强国在理论创新方面大胆拓展，不断推陈出新。如美军在军事思维和作战理论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些重大理论成为美军理论建构和战略设计的逻辑起点。“战略瘫痪论”、“五环目标论”、“先发制人论”等一系列相互交融的新理论，共同体现了信息化条件下军种发展的新内涵、新趋势。同时，美国的军种作战理论也进行了重大调整，空军实施“全球到达”，海军实施“以海制陆”，陆军实施“全维作战”，使传统的军力对比发生质的变化，转变了各军种自成体系发展的观念，使诸军种作战力量对比实现无缝链接，做到互联、互通、互操作，并缩小军种之间的差别，形成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

  在现实中，当信息网络把多维空间连接成一个系统的战场，当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兵力兵器实施超越空间的作战，军种的战略运用空间、方式和手段已发生根本的转变。例如，美国海军充分的利用舰载航空兵和巡航导弹的“向岸性”作战能力，把海上力量的打击威力从海上扩张到对方陆地防御纵深，使现代海军基地的战略触角跨越传统的空间，开始延伸到陆地和国土的上空。【阅读全文】

  戴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著有《C形包围》《盛世狼烟》《20世纪世界空战》等书，近期发表于《学术前沿》《光明日报》《报》《国防参考》《中国国防报》的文章有《南海战略》《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走在战争前面》《对中国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文化战略及其“第五纵队”》《大国博弈的主战样式：信息思想战》等。

  网络把世界连为一体，开辟第六维空间——心理空间，无形之心被无形之网推举、放大为战争制胜的新高地。在“网”“心”交织的变形空间中，大国战略博弈的主要样式已转向第七代战争——“信息思想战”。

  由意识形态冲突、常规军事力量的“械斗”和各种网络攻击构成的混合战争，弥漫当代军事现实。急速变化着的战争形态，已全面冲击和超越自海湾战争以来相对固化的“信息化”概念。关于战争和反战争的知识系统亟需升级、更新。军事革命不是一声发令枪，而是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一场跨栏长跑。

  眼下，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如美国、老欧洲国家、俄罗斯，都在和恐怖组织“国”（IS）作战。近代史上的这些老列强联手出击，几乎总是所向披靡。但是，这一次它们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几乎所有的先进武器，甚至动用了古老国家体系中的其他力量，来对付一个崛起仅一年多的“国”，但是战争规模、范围不是越打越小，而是正好相反。

  美国已经掉入比越南战争更凶险的陷阱之中，是因为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当年，它撤出战场就可以摆脱灾难，现在，它端坐家中也无安全感可言。自二战后就在引领危险的战争新潮流的美国，终于把世界带到了一个连它自己也不认识的战争时代面前。【阅读全文】

  王卫星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少将军衔。曾在军区、军、师、团机关、部队和院校工作。1996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军事艺术》《白话中国兵法》《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

  外军作战指挥体制改革，重在以联合为指向，在调整指挥职能、指挥关系和指挥重心上下工夫。深入分析各国军队改革指挥体制的思想理念、方法路径和利弊得失，研究把握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路，搞好改革筹划设计，提高改革效益，具备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

  战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军队改革，都遵循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适度分离分工的原则。分的目的，是为了专业化的建、联合化的用。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是为了确认和保证国家最高当局对军队这个特殊强力集团的政治控制。

  从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路径来看，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在顶层实施一元化领导，在某些层级，权力相对分离，这也是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早在1958年艾森豪威尔进行国防改组，美军就开始推动作战与行政两条指挥控制线年国防部改组法》精确指出“取消各军种以前作为‘执行代理人’所享有的指挥部队的法定权威”；“建立两个指挥渠道：针对已部署部队的作战渠道和针对支援任务的行政渠道”。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的全局；战区司令部和职能司令部负责作战筹划和指挥；军种负责各自部队的人事、训练、装备、编制、经费、后勤等业务，向战区司令部司令提供参战部队。

  林治远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大军事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大校军衔，硕士生导师。曾任《外国军事学术》杂志总编，主持完成《美国军力报告》等，主持或参与完成课题50余项，译著10余部。获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25项，荣立三等功两次。

  二战后，美军进行了七次大改革。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美军改革特别是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前后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完成，是在众多因素制约下斗争、折中、妥协的产物，但是改革的总方向基本上没有动摇。从路径选择上看，美军并未指望通过一场“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改革，实现全面性的历史突破，而是将逐步打破旧体制、促成阶段性突破作为改革筹划和组织实施的关键，来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有效性与持续性效果。

  上世纪70年代，美军笼罩在越战失败的阴影下，苏联军力已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迫使美军不得不进行改革。在美军高级将领大力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军进行了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军事改革，涉及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兵役制度、教育训练、武器装备发展等所有的领域。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军面貌焕然一新，打赢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微小代价取得了二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美军在赢得海湾战争胜利后，没有让胜利冲昏头脑，没有躺在海湾战争的功劳簿上，而是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立即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军事革命”。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动性、前瞻性强，高层变革意识强烈，较快统一思想认识，动力强劲。

  当然，美国国内不乏对变革持怀疑态度的人。怀疑变革的人提出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了，为什么还要变革？美国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以实力求和平”，“维持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条件来重新定义战争”。

  何雷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将军衔。先后任作战部队团以下各级军事主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科研指导部部长；副司令员等。

  习主席指出，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明确的目的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学习领悟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考察分析世界新军事革命中外军司令部建设转型的特点规律，对推动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全面展开于海湾战争后的90年代，蓬勃兴起于本世纪头十年，现在处于深入发展阶段。司令部作为军队的首脑机构和指挥中枢，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浪潮中，既挺立潮头，肩负着引领带动军队整体转型的重要使命，又首当其冲，承担着实现自身全方面转型的重要使命。

  新的战争形态，要求以信息化为牵引实现司令部建设全方面转型。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化。随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和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发展，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进，强制性地要求重塑司令部的组织形态、技术形态和理论形态，按照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履行设计战争、筹划战争、指挥战争的核心职能。简言之，就是要由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司令部转型为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司令部，成为平时能够科学筹划和指导信息化战争准备，战时能够高效组织指挥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型司令机关。

  付征南现为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大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在《报》《外国军事学术》《军事学术》和《国际政治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译文、时评二百余篇。

  作为美军领导指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管理体制的主要职能是“养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军种部统管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包含战略规划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国防预算机制和装备采办机制等，具体负责制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兵力规划，以及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和装备采办等。其核心是如何通过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使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达到最优化水平，其精髓是以最小化的投入达到最大化的效果，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生成和释放效果的重要制度保障。美军经过上世纪6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两次改革，逐步形成了以“PPBE”（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自上而下、成熟规范的战略管理体制，深入剖析其运行机理与有益经验具备极其重大的启示意义.

  体制创新源于理论创新。重视体制改革的理论来源和实践论证，是美军战略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大特色，其实质是依托“政治旋转门”式的“文官治军”和“文职人员”制度，通过人事更替将现代企业和社会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手段“无缝”融入军队领导管理实践。

  根据美军的“文官治军”制度，国防部长和军种部长等高级管理层均由文职官员出任。这些文职官员都是来自美国企业、法律或学术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具有从政、从商、从研、从教和从军的多元化背景经历和复合型知识结构，能够在政府部门、企业公司、军方机构与学界智库之间实现自由流动，能保证美军战略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和专业化。【阅读全文】

  童真经济学博士，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大军事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校军衔。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美军改革等。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30余项，译著6部。

  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究竟多大才算合适，结构如何才是合理的，军队若干重大比例关系怎样才比较适宜，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军队一直在探寻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更是将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视作其提升军事实力的头等大事。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军队规模结构可以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优化，总体上形成了“全能、一体、领先”的建设目标，力图打造一支世界最强军队，不仅仅可以应对各种规模、各种性质的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而且能合理统筹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军人与文职人员队伍建设，并在组织、技术、作战思想上全面超越对手。

  自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美军重点围绕打赢核战争来优化调整军队规模结构。军队规模由二战时峰值的1200万人大幅压缩至1948年的144万人，虽然朝鲜战争时曾一度扩充至360万人，但此后长期保持在210万人左右。其间，美军大幅压缩陆、海军数量，陆军航空队脱离陆军建制，组建独立军种空军，并得到优先发展；全力发展导弹核武器，组建陆军导弹部队、海军核潜艇部队和战略空军，陆军师由“三团制”改为适应核战争需要的“五群制”。【阅读全文】

  李抒音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欧洲室副主任、大校.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俄军建设与改革、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等，代表作有《俄军特种战役》《蜕变之痛--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军队》等。

  俄罗斯军事改革是一个非常受人关注且常说常新的话题。作为一种常态化军事现象，俄军改革呈现出较强的坚决性、激进性和反复性特征，令人在惊叹感慨之余又时常有眼花缭乱之感。自1992年俄军组建以来的历次改革，无不可以用“大刀阔斧”“伤筋动骨”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尽管如此，俄军改革特别是2008年开启的“新面貌”改革成效依然十分明显。如果说2014年在克里米亚战场上俄军还只是小试牛刀的话，今天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则充分证明，俄军改革取得了成功，改革过程中的不断试错已成为通向成功的重要阶梯。

  1992年以来的俄军建设史，就是一部军队改革史。军事改革，已成为俄罗斯历任总统关注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历任国防部长的主要工作。这同时也使俄军改革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色彩。概括起来就是，叶利钦时期的军事改革是“艰难开局、重在裁减”，而2000年至2008年普京时期则是“重点推进、理顺上层”，2008年至2012年梅德韦杰夫时期的改革可概括为“重塑面貌、基本转型”，而“普京3.0”时期的改革则是“深化调整、重在纠偏”。

  叶利钦时期的军事改革既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改革的继续，因为他一定得完成境外撤军、裁减军队这一系列任务；同时，又是一次全新的改革，因为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及面临的安全环境全都变了，军队的使命任务相继发生了变化，军队也必须从原来的苏式军事体系向新的军事体系转变，建设一支更加精干高效、便于指挥的新式军队。【阅读全文】

  蔡仁照国防大学教学督导专家组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做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战争战略研究。撰写的著作主要有《威慑论》《精兵论》《信息化战争论》《科技强军论》《中国抗日时期的战争》《世纪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举世无双的军队》《战略管理十三篇》等22部，557万字；主编与合著15部，撰写110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军军事科研二等奖三等奖、军队院校育才奖、《奖》一等奖等各种奖励77次。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减少军队员额100万。时任主席宣布这一决定时，竖起一个指头，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这是一次产生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这个方案，是深化军队体制改革的进军号，也是人民军队迈向现代化的冲锋号，揭开了我军强军制胜的现代化建设大幕。

  百万军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反映一定的战斗力，蕴含着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程。军队数量是质量的基础。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为扩大数量而努力。

  然而，“凡兵，务精不务多”。这是军事家的共识。在军事斗争领域，只有精兵强将，才能战无不胜。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华盛顿在总结南征北战的经验时，意味深长地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

  “兵贵精，不贵多”，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这是我军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早在1945年12月15日，论述抗战结束后我军的建军方针时，明白准确地提出：“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

  军队的数量，关系军队的发展趋势和战斗力生成，也关系世界和平、国家安定、民族振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新技术大范围的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观念、作战样式一直更新，军事斗争形式日趋复杂，人民军队如何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阅读全文】

  李抒音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欧洲室副主任、大校.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俄军建设与改革、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等，代表作有《俄军特种战役》《蜕变之痛--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军队》等。

  2015年8月1日，俄军宣布了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将空军和空天防御兵合并，组建一个新的军种——空天军。尽管这一消息在俄军内已有传闻，但这么快就付诸实施还是令人震惊。但更为震惊的还在后面。不到两个月，9月30日，新组建的俄空天军就开始对叙利亚境内“国”极端组织实施空袭。目前看来，俄军的空袭行动取得了明显战果，与此前国际反恐联盟的低效率形成鲜明对比。俄此次行动不仅达成了多重战略目的，有力地展示了新组建的空天军的作战能力，还向世人表明，俄军“新面貌”改革取得了成功。其中，历时20多年、争议颇多的军兵种体制调整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

  一国军队保持什么样的军兵种体制，既由这一个国家的国情军情决定，也要符合世界军事发展的基本趋势，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1992年5月俄军组建时，继承了苏军的五大军种结构，即陆军、战略火箭军、国土防空军、空军和海军，其他的还有空降兵和军事航天力量两个独立兵种。与此同时，俄军为了适应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提高军队指挥和使用的效率，减少指挥机关的数量，开始酝酿完善军兵种体制。

  从1993年到1996年间，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责成总参谋部、各军种总司令部及相关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最终由总参谋部提出了一项名为“改革-2000”的方案，即首先于2000年前建立四军种结构，2000年后逐渐向按武装力量的行动范围陆、海、空天三军种过渡。总参谋部当时之所以考虑要先建立四军种结构，主要是考虑到战略火箭军的军种地位难以撼动，削减军种的方案主要通过撤销国土防空军来实现。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格拉乔夫因工作不力被迫下台，这一方案也因此搁浅。【阅读全文】

  丁皓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军事研究室副主任兼研究员，学术带头人，中国南亚学会理事，印度和南亚问题专家。主要著作有：《印度军事基本情况》、《印军作战训练手册》、《印度军事思想》、《南亚军事基本情况》、《印度军事力量的崛起》、《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冷战后外国新军事思想研究》、《外军联合战役理论新发展》等，参加重大重点课题多项，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

  经过独立以来60多年的建设，印度建立起一支规模位居世界第三的正规军事力量，以及规模庞大、种类众多的准军事部队和后备力量，确保了国家的安全稳定。进入21世纪，为适应世界军事形势和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印度启动了新一轮军事改革，旨在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为军队向信息化转型做好制度和机制安排。

  一般认为，印度军事改革始于2001年2月26日内政部长阿德瓦尼领导的部长小组向政府呈交的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影响这一轮军事改革：一是1998年核试验所引发的难以处理的后果，另一个是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的深刻教训，后者是更重要的因素。

  印巴卡吉尔冲突发生后，印度举国上下深感震惊，并要求彻底检讨在安全、情报和国防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为平息公众的不满，印度政府成立了卡吉尔评估委员会，评估冲突原因，检讨国防安全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该委员会最后向印度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为落实该报告提出的建议，瓦杰帕伊总理于2000年4月下令组建了一个由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为组长、包括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等在内的部长小组，总体评估国家安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2001年2月26日，部长小组向瓦杰帕伊呈交了关于国家安全与国防改革措施的报告，并获得印度政府批准，由此拉开了印度当前军事改革的序幕。

  印度军事改革范围广泛，涉及国家安全、国防领导体制、作战指挥体制、情报体制、国防工业体制，以及边境管理、军地关系、反恐作战、军人待遇等众多领域。纵观十余年来印度军事改革的轨迹，虽然不同阶段改革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围绕高层国防领导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和三军一体化的改革始终贯穿全过程，这是印度当前军事改革的重点，也是影响军事改革的瓶颈所在。

  李明海曾任作战部队排长、连长、参谋、股长、副营长、科长，国防大学副教授、信息作战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现任国防大学科研部成果管理室副主任（兼国防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校军衔。主要研究领域为联合战役、网电空间作战和军事教育。获国家和全军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优秀科研成果奖10多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今天的战争已经呈现出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战争形态与制胜机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如果不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那就“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现代战争的发展的新趋势，不断揭示战争形态和制胜机理的变化规律，持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在这场世界军事变革浪潮中，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只有敢于改革、善于创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战争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农业时代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战争能量的释放形式主要是依靠人的体能，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工业时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热能成为战争能量的释放形式，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为机械化武器。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群不断涌现，引起军事领域的技术革命。信息优势已成为战争制胜关键，催生了“发现即摧毁”、“秒杀”的作战方式。“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进而达成“行动优势”。实现了从兵力、火力、信息向决策和行动的转型。信息优势和体系支撑，是实现中远程武器在防区外对纵深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从而改变战场态势直至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制胜机理呈现出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现代战争特点。这就必然引起作战方式、作战理论和军队编制体制的根本性、颠覆性变革。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已经到来。

  马刚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大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科学术带头人，军队创新人才工程拔尖人才。毕业于外国语学院和国防大学，历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炮兵某导弹旅旅长、国防大学防务学院训练处长、办公室主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组织参加了多项国家和军队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著有《新中国军事外交》《中国人民战略文化》《胜利的启示》等专著。

  大国的兴衰有何历史规律？25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说的是军队对国家之重要。自16世纪以来，500多年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对这句名言的诠释可谓淋漓尽致。历史已经证明，强大的军队是世界大国的立国之所需，强国之利器。

  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表明，当年从平庸中脱颖而出的大国，实际上块头并不巨大无比。所谓大，是指实力强大，包括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开思想之先河，想别人所未想；强军力以保驾护航，做别人所不能。

  比如，从16世纪开始崛起的大英帝国，相较于其他崛起的大国，条件先天不足：面积弹丸，人口不多，又地处世界边缘地带，偏于一隅，被排挤于当时世界中心——欧洲的大门之外。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从欧洲的边缘地带悄然登上世界大国的宝座，称霸世界几百年，它的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总面积达930万平方公里，统治着世界上3亿多的人口，造就了一个至今仍让其后人引以为豪的“日不落帝国”。虽然大英帝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其紧紧抓住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机会，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发展的策略，并着力打造了一支与其战略思想相适应的强大的新型军队，特别是强大的海军。

  姜鲁鸣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获军队杰出专业方面技术人才奖、军队院校育才金奖、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出版著作30余部。

  当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硝烟渐渐飘散之后，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时代，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何都大力推进军民融合？这一问题隐含着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根本区别，也促使人们不断探寻当代中国国防安全背后的深层问题。

  现代国防安全，本质上是靠国家整体实力支撑起来的大国防体系安全。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所要维护的国防安全，集中表现为现实国防安全、基础国防安全和动态国防安全三者的统一。由此决定了现代国家维护国防安全必须走军民融合之路。

  对我国来说，国防安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可以概括为：传统领域安全与新兴领域安全相互交织；军事安全与其他安全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这说明，国防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我们拥有相对应的战略能力，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战争形态截然不同，寻求军民融合是信息化战争的“天性”。据统计，一战时期，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数以十计；二战时期，扩展到数以百计；到海湾战争时期，则是数以千计。近些年来，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军事专用技术比重越来越低，目前已不到15%，军民通用技术已超过80%，军队信息化建设80%以上的技术均来自民用信息系统。

  田义伟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上校军衔，曾在野战部队、省军区部队、大军区级政治机关任职，2次荣立二等功、6次荣立三等功，先后在媒体刊发理论文章30余篇。

  对一支军队来说，体制是“形”，文化是“神”。各国军队在通过体制编制改革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过程中，都注重依靠文化的引领推动，将打造联合文化作为重要途径。

  外军普遍注重在保持军种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发挥联合文化的“软实力”对于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着力塑造联合作战的主流精神，树立牢固的联合制胜作战理念和价值观念，最大限度打破思想观念障碍、消除军兵种文化隔阂，从而形成强烈的联合意识、深厚的联合情感和高度的联合自觉，推动不同军兵种、单位、部门、领域的官兵融为一体。

  近年来世界各国军队的改革，大都涉及军队体制、结构、体系和政策深层调整，改革目标宏大、领域广泛、变化深刻，对各自军队、军人原有思想和行为方式、情感归属和利益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没有思想共识，没有上下同心，没有行动一致，没有力量凝聚，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改革目标。而这一切，不能离开深厚而自觉的文化认同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