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刘一：西方边境安全治理研究：现有方式、问题与可能路径

  在安全研究的深度增加和广度拓宽的情况下，边境安全研究进入了后现代或后传统时代。西方社会边境安全治理在实践中已形成自己的特点。但是，西方社会在边境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因为军事化、安全化和两分化带来的问题，这一切都突出表现在再边境化的进程中，这种治理方式反而形成了安全困境，不利于维护边境的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管控手段效率不高，因此，西方的边境安全治理应该实现对再边境化的超越，克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加强合作，走上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道路。

  20世纪的80年代，随着和平运动、后实证主义运动和学术共同体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安全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展。国家安全等依旧重要，但不再是安全研究的唯一议题。国家不能成为构成安全理论的首要主体，因为国家是获得安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太过多元以至于没办法形成全面理解安全理论的根基，所以，国家不能成为可信赖的安全参照主体。因此，安全研究有必要进行扩展，超越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范式，形成更加多元且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安全观。安全的实施主体不再仅局限于国家，而是形成了边境安全治理的多主管状态；边境安全治理的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防范威胁的阶段，而是形成了对移民的多层次管控，并通过话语或实践形成对移民的安全化或者去安全化进程。九一一事件后，边境研究地位更加凸显，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更加紧密，边境安全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

  如果从狭义定义边境军事管理，那就是运用军队而不是其他力量管控边境，但是，从当今更广泛的边境实践来看，边境的军事化管控牵扯到处理问题的信念、价值观等，并强调了军事力量、硬件、组织、科技、行动等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论是为保护国土安全（美国）也好，还是保护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欧盟）也罢，边境的军事化管理可以包括实体墙的建造，也可包括无人机、监视系统、传感设备、甄别系统等科技的运用；既可以是传统的军队进行威慑行动，也可以是警察部队进行巡查与逮捕。

  在全球化世界里，国家边境的职责更多是对人的管控。由地点形成的空间被流动形成的空间所逐步代替。即使在对边境的传统理解中，边境就代表着分界线。而对于如今的边境研究来说，边境线超越了地理分割的意义，而是在长期的社会话语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分界线。在安全研究的新发展中，关于安全的实践研究认为安全并不是客观或静止的，而是充满了主观过程与能动性，是一种关于进程的综合。在全球化的时代管控移民成为边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安全话语与实践的转向，对移民进行安全化慢慢的变成了维护边境安全的常用手段。

  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国际安全实践和话语体系中，边境是国防的第一道防线。不论是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是苏联防范德国入侵的缓冲地带，边境发挥的都是此作用。在如今的边境管控中，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边境应该成为边境管控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道防线，或者仅仅是众多防线中的一条。即把边境“推出去”（push the border out）。很多西方国家按照这种理念进行离岸式的边境安全维护。西方国家的边境安全管控理念通过策略的指定、高技术的支持，尽可能地把边境线拉长，使之成为守护国门的众多防线之一，而不是首先遇到危险的地方，以此来保障国家的边境安全。边境无处不在了。

  安全化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安全。安全机构本身并没有维护安全，反而分割开了“我们”和“他们”，形成了排外的社会，与此同时，边境线上因为安全管控加强而带来的意外死亡人数的增加是对安全化本身的反讽，还有，更为严苛的边境控制使得移民减少，造成劳动力的不足，这将会带来经济的不安全。安全化并不是对于不安全的回应，而是管理或创造不安的能力。所以，安全化的努力可能在实际的政策选择和施行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不安，起到反作用。过分安全化可能事与愿违。

  前文所叙边境安全的治理手段中，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进行显著的分割，边境军事化管理会在潜意识中建构出假想敌，显著地增加敌我对立；在对移民等进行安全化的进程中，显著地加强了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建构；在进行离岸式的边境管控时，则是把这种分割感凭借高技术等手段进行前移，使得阻隔感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就已形成。此外，有的学者指出对于边境的比喻或过分抽象化会带有道德两分的意味，带有主观判断，即把“墙”看作阻隔的、坏的，把“桥”看成融合的、好的。边境地区的情势十分复杂，如果用某种比喻去形容边境地区，就只能描绘边境地区的一个侧面而忽视其他要素。

  纵然再边境化是对全球化时代无边境论的坚决回击，但是再边境化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再边境化本身就是边境安全的一种“薄”式思考：即依旧把边境当成明确的有合法性意义的地理分界线，并且边境在安全化的背景下是永远存在的，据此，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象征的边界线依旧存在，并且以墙体、安全栅栏等形式展现。在当今的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冲突的背景中，单纯的讨论“开放”或“封闭”没有实质性意义。再边境化有其固有的缺点，要么难以实施，要么带来邻里关系的紧张。

  边境问题应当成一个综合性问题，而不是看成彼此对立的。就像马太·隆戈所建议的那样，要进行“协调边境化”。

  边境除了管控各种要素的流通之外，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隐秘的跨境行为体，这包含非传统语境下的各种可能危害安全的要素。因此，在边境独特的当代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进行边境的非传统安全管控。国家在面对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时，其解决方式会对邻国甚至更远的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边境安全情势的改变需要国家彼此协调与协作，而不可以进行单边主义的管控。

  协调式的边境治理理论应该实现超越，在“综合安全共同体”的理念之下进行边境安全治理。在“安全共同体”理念下的边境管控，会牵扯到更多的安全议题；安全行为的施动者更加多元，而不局限于国家；形成包含经济与军事安全进程的综合制度，以此形成较为联系多元的局面；通过信心建立措施和非挑衅防御姿态缓解“边界渗透”带来的区域不稳定因素；通过将单一的国家主义模式转变为复合的结构和进程，形成“聚合社会”，以为安全提供持久基础。

  边境安全治理的最终要义就是要促进人的安全。在这种语境下，解放变得特别的重要，即让人们远离战争、贫穷、政治压迫等等，安全和人的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只有通过解放，才能真正产生安全。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对人权的压抑、种族或宗教问题或经济崩溃造成的内部不稳定传导到周边地区引起的国家间冲突。此外，解放需要权利的互惠，安全彼此相依，一个行为体的自由依赖于所有行为体的自由，在解放的过程中，需要摒弃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逐步地包容一切，形成世界政治中更为系统全面的安全路径选择。

  作为“堡垒”外缘的边境地区，慢慢的变成了西方生成身份政治的前沿地区，而把边境放在更远处的理念，突出显示了西方边境治理中显著的两分理念。西方边境已经呈现后传统和后现代特征，边境本身的两分作用已经没办法应对当今的非传统安全议题，西方社会的安全化、再边境化、移民污名化等已经在边境地区显示了其两分性和无效性。如果去边境化和再边境化不能平衡发展，而任由再边境化显著地增强边境的两分性，西方的边境安全则可能遇到更为严峻的问题。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是对当今再边境化的超越，并且理应成为西方社会边境治理的应有之义，这在当前疫病“大流行”的背景下愈发珍贵。也唯有此，安全专家所说的“人的解放”才能看到微薄曙光。（作者：刘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

  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

  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很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