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640工程之五

  640工程启动后，反导靶场即试验基地提上日程。1966年640工程5个子工程任务下发2个月后的5月28日20训练基地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在地空导弹试验部（3部）成立反导弹试验处，编制序列为3部6处（即四部24基地前身）。20训练基地是1957年在内蒙吉特纳旗由19、20兵团合并组建的 “试验场”，又叫“东风航天城”，副兵团建制。它一度下辖一（酒泉）、四（昆明）、五（太原）、七（西昌）试验部，1975年重组。

  同时确定将110雷达安装在反导试验场，也就是说110雷达原计划是安装在新疆库尔勒，后来基地搬到西南去，110雷达也跟着要搬，所以110雷达的安装应该耽误了一年左右。

  一个月后反导弹武器试验场空中勘察组成立，并在新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勘察选址。由20训练基地张贻祥副司令员领队，乔平副参谋长为副领队的国防科委机关、工程兵设计院、七机部二院26所及刘志滔处长和我们共18人组成。

  1967年8月24日批准了国防科委成立“反导试验部”（第四试验部，即后来拟称的昆明发射中心，24基地），番号：中国人民训字82四部队，驻军新疆库尔勒。首任部长申建基。申建基也是我国反导试验的奠基者。注意现在的反导试验基地也是放在库尔勒。反导试验场开始建设。

  申建基的资料很稀少，24基地的老兵公号也没有申建基的生平介绍，只知道是山西祁县人，估计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是我国反导试验的奠基者，从24基地创建到24基缩编，申建基全部经历过。

  1968年四部开始研制反导试验用的靶弹，对和平2号火箭进行改装，由原来的2级发动机改为1级发动机，取消原回收舱，测风舱，增加弹壳面积。称为“和平二号靶弹”。1970年6月进行3次试射，除第三次由于发动机故障爆炸失败外，区域两次均成功。“和平二号”靶弹研制成功。但在反击一号的试验中，靶弹使用情况不明。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11月中旬毛主席和决定停建新疆的反导试验场，在西南三线日， 由申建基、刘志滔等组成反导弹试验场新场区选址小组。随即申建基带着小组先到北京找到研制单位及有关专家，如钱学森、宋健等人交换了意见，再进行图上作业，并向汇报，随后指示小组到云、贵、川去勘察选场。

  第二天反导弹试验场新场区选址小组出发到成都，开始新的选址。经近一个月的空中勘察与地面勘察，以“地面稳定，交通方便，气象条件好”3条具体原则为标准，先后对川南、川西、滇北和黔北3省、8个专区（自治州）、17个县进行了勘察和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后提出在云南省禄劝地区建设反导弹武器试验场的选场方案。

  1970年4月8日，国防科委召开“反导弹武器试验场选场定点专题会议”。6月9日国务院、批复四部在云南“重建试验场，代号7204工程”；6月17日，国务院和正式批准《20基地在云南省禄劝地区建设反导弹武器试验场》。总投资5亿元（投资不包括云南地方投资）。搬迁云南后四部番号由824部队改称8365部队 。12月10日，四部根据20基地关于1971年增强编制定员的批复和颁发的第4试验部编制表，编制员额11047人。

  工程建设由工程兵109团承建。1970年7月109团在团长牛凤春带领下奔赴云南，8月开始施工。共有4万人参加640试验场建设，此外云南还组织十几万民工参加施工。

  反导试验场的两个核心设施发射阵地和110雷达分别安装在禄劝县红旗山和沾益县劲松山上，这两座山原来是没有名字的，修建基地的时候才起的名字。其中红旗山的名字由来是当时基地参谋张殿宝在山上一颗树挂了一面飘扬的红旗而得名。基地的指挥部设在禄劝的大石洞。

  1971年底，110雷达开始在劲松山上安装，1973年开始调试。110雷达的投资是包含在24基地的建设资金中。中电22所网站说110雷达耗资3亿元，实际上把24基地的不少基建投资算进去了，就110雷达本身，花不了这么多钱。

  1972年4月1日7204电力工程完工，电力工程耗资1.5亿元，占基地投资的1/3。电力系统的建成，标志着四部反导试验场可以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但整个基地建设到1975年年底结束，从1970年8月开始算起历时5年零5个月。

  四部反导试验场，横跨川滇两省，分布在东西长300公里，南北长100公里的乌蒙山区，从昆明市的西北郊黑龙潭起，经岩峰哨、阿子营、柯渡、马街、禄劝，直到金沙江畔的撒营盘，再延伸到金沙江北岸的盐源至西昌一线，和西昌航天基地接壤，面积估计有好几万平方千米。驻地分散在云南

  其中在四川省盐源县设有盐源第二测量站，同时还有宜宾观察站，贵州省贵阳千里眼观察台。盐源站共执行过东风2号甲导弹飞行试验2次，7发弹；东风3号导弹飞行试验1次，2发弹；东风5号导弹高弹道飞行试验2次，2发弹，试验成功，获得精确数据。

  1972年1月17日，四部反导试验场红旗山发射阵地进行“反击一号”第三次试验即411-3试验。试验失败。

  遥测弹试验，第一发弹失败，查到问题，对第二发弹现场改进，第二发弹试验成功。1974年11月，劲松山上的110雷达成功进行第一次全站联调。

  1975年9月对国防科委编制调整，撤销二十基地，将一、四、五、七部升格为先副军后正军的第20、24、25、27训练基地，对外称“XX发射中心”的称呼，时属国防科委，其中24基地即四部反导试验场（昆明航天发射中心），四部正式改名为24基地（以下简称24基地）。

  1976年上半年，反击一号的制导雷达101雷达在24基地红旗山测试，测试取得满意结果，并移交24基地使用。

  1977年3月6日，24基地成功执行了一次导弹落区的测量任务。这次任务是由第2炮兵从山西发射的东风3号甲0x批导弹，24基地进行落区测量，目的是进行机动作战的实弹演习联合行动。

  7时首区（山西基地）开始发射，3小时内连续发射2发导弹。发射很成功，弹头基本上落在弹着点（瞄准点）附近，在公算（射表）偏差范围以内。末区观察测量进行顺利。110雷达从弹头进入到观察的范围和距离之内就抓住了目标，一直跟踪测量直到弹头落地，把要测量的数据全部测量下来了，没有遗漏。

  23日发射东风3号导弹代号为25X一10成功，110雷达准确捕捉目标，跟踪获取数据，达到预期目的。

  25日发射东风3号导弹代号为25X一11，60秒时导弹起火爆炸，110雷达未曾发现目标。

  这次试验任务不是试验导弹本身，而是以定型的东风3号导弹考核校验110预警雷达。从下靶场的情况去看，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考核校验110预警雷达，而且取得了各项数据。（24基地老兵张志勇《执行两次试验任务》）

  1978年6月6日-20日，国防科委主任陈彬，副主任钱学森到24基地视察、指导工作。为一年后反击一号导弹测试做准备。

  1978年中央作出640工程下马决定后，24基地开始缩编。1979年1月9日 下发《关于第二十四基地缩编的批复》，原则同意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二十四基地今后任务和编制体制调整的意见》，基地由军级缩编为师级。2月10日， 国防科委通知24基地，今后基地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七机部二院进行反导新途径探索的单项技术试验和突防试验。现有的部分测量设备参加卫星导弹试验的测量和对外空目标进行编目测轨。

  反击一号试验完成后，24基地人员开始大批调往其它单位，仅保留110雷达并移交给26基地。

  1980年以后又不断缩编最后于1993年取消编制，成为中国存在时间最短的航天基地。

  在1965年的12次中央专委会议上，也没有提出防区的需求。最早出现防区的概念是在1966年2月28日的640工程工作汇报会议上首次提出“点”防御的概念，这是防区的雏形，但这只是一个设想。

  正式提出防区是军管会开始介入国家事务的1967年。10月，国防科委召开全国“640”工程会议，这是640工程第一次大型工作会议，有16个部级副部级单位共127人参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国庆25周年前夕（1974年10月前）建立一个防区。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钱学森年谱》上没有记录这次会议，钱学森是否对这个防区规划有异议？现在可以确认的是钱学森让二院作防区规划是两年后。

  1969年二院调整为防御研究院，专门从事反导工作，二院成立了一个640工程大总体组，钱学森要求总体组做640工程的总体研究。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美、苏反导的情况。于本水等人研究之后发现“尽管已经有了各自的防区，限于当时技术水平，美苏两国的专家同时认识到，所建防御防区只能进行有限防御。如果敌方进行大规模导弹进攻，防御系统并不能确保保卫目标不受攻击”。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当时军方对“盾”要求很严格，必须100%拦截：“防御工程之难在于目标的高速度和高杀伤力，一定要保证能在应对多种突防措施的情况下，做到100%拦截摧毁来袭目标”（《导弹人生下》779页）。从现实来看没办法实现的，到现在也很难保证这点。所以二院的防区设想和军方的防区设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大总体组将调研情况包括对美苏防区的情况上报给钱学森，钱学森要求二院尽快做出防御防区技术方案，这也是工程大总体的重要任务之一。大总体组很快做出初步方案，得到钱学森首肯，对初步方案继续深化研究。虽然目前不了解这一个方案的详细的细节内容，但从大总体组对美苏防区的结论来看，肯定不是后来激进的方案，钱学森也不会同意那种激进方案。

  但是二院军管会在次年2月向七机部及国防科委提出在1974年前建立640防区的设想，方案变得激进：该防区应具有反弹道导弹，反低轨道卫星兼有反飞机能力；对防区地点、武器配备、兵力部署、预警范围、指挥系统、作战过程、建设进度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我认为这个方案并不是二院在论证的防区方案，1970年春天二院成立了640工程学习班。5月这个学习班（又叫型号总体方案学习班）对原方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提出了一个新的640防区的设想。这个方案我估计回到了1969年的方案。

  同年7月15日，国防科委将二院学习班的方案整理并向办事组呈报《关于反导弹反卫星武器第一个防区的设想和几个问题的请示》，具体提出了建设北京防区的方案设想，防区建成后由空军使用。军委办公组应该没有通过这一个方案，一个月后的国防科委计划会议上，提出了更冒进的防区方案。

  1970年8月15日-9月19日，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计划会议，制订1971年计划和“四五”计划设想。会议确定七机部在“四五”期间总的设想是：到1974年在主要战略导弹武器（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反导弹、反卫星导弹）方面，赶上当时美、苏的水平。二院的任务是：“一年一个型号,四年建成防区”，1974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反导弹、反卫星防区，做到一次可拦截15至30个来袭弹头。

  《钱学森年谱》记载钱学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专门提到制定这次规划的背景是“会议在‘三年赶，两年超’冒进口号的指导下”，我认为钱学森是不同意这个方案的。

  根据“四五”任务规划，1970年12月，二院二部正式提出我国第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区（640防区）方案设想。力争1974年对来袭的弹头实现高低空两次拦截，同时能拦截低轨道侦察卫星和低轨道武器，并能作中程进攻性导弹使用。防区由预警系统（相控阵预警雷达，超视距雷达等）、识别系统（高空识别雷达，高空电视辐射计，红外尾流探测仪等）、武器系统、制导雷达系统（“715”雷达、控制管理系统等组成）。

  这个方案规模宏大，时间紧张，而且没有价钱讲，不仅要防御还要进攻，下发给二院的武器指标必定高的离谱，二院的广大职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此高指标不仅带来了工作的混乱，还引起了思想动荡，由此引发了后来要求640工程下马的声音。

  1971年1月，国务院、批示同意第一个640防区建在京、津地区，争取于1974年建成。并决定将反导弹、反卫星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防区建设和武器研制问题，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就是反击三号。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批复文件的要求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二院二部的吴北生又做了北京防区论证设想报告。

  吴北生1948年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曾报名参军，但当时国家认为理工科大学生稀缺，要留着搞经济建设，故参军没有成功。毕业后分到军委通信部从事通信工作，1957年转入航天系统。参与东风2、红旗3等导弹研制工作，1967年-1968年参加抗美援越。1971年年初从干校回来后，北任命为二院二部二室主任，负责640工程综合整体研究工作，“（640）工程综合总体部的组建在当时是一种创举”。

  从这次会议我感觉防区建设开始退潮，半年前二院就对防区工作做了具体安排，而且天津会战已经开展一年了，这次防区工作会议却只提出先搞防区方案里唯一可行的项目——反击三号。此外的批复文件内容是什么？二院为什么又要重新做防区设想？

  九一三事件后，防区建设的主要工作是研制反击三号，而反击三号的优先级不及反击一号。

  1971年5月3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640”工程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曹里怀、常乾坤、钱学森、李如洪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空军司令部。这个月，空军一个从事反导工作的部门进驻空军指挥学院，关于这一个部门的资料很少，不过从这里能够正常的看到，640工程搞了7年了，空军才开始研究反导作战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1972年钱学森在谈太空作战的信中，建议将反导职能从空军抽出来，合并到二炮去。

  1972年12月5日，钱学森致函时任军委副主席，谈空间作战问题，并建议将二炮改造为太空作战部队，将反导职能从空军抽出来一起合并到二炮。这应该是我国最早提出的太空作战设想。信的主要内容：

  目前利用空间作战的就是弹道式导弹核武器、反弹道式导弹的导弹、各种侦察、通信、警戒和气象卫星,以及载人飞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为此成立了战略火箭军。美帝国主义是分设的,陆军发射的弹道式导弹和军用卫星归空军,潜艇发射的弹道式导弹和潜艇归海军,反弹道式导弹的导弹归陆军,试验卫星和载人飞船归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我国的详细情况是:使用部队有第二炮兵,试验部队有国防科委所属的三个基地 即弹道式导弹、反导弹导弹和卫星飞船发射跟踪基地;核武器热试验基地和核武器存储基地。多年来实践的经验发现使用和试验分开是很不利的:使用部队失去了通过执行试验任务,训练部队的机会,同时试验部队也因为必须另设测试导弹、卫星和发射的队伍而编制庞大。这样不但力量不能充分的发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形成一支常备不懈的战略核武器部队,建议:(一)把20、21和23基地共约8万人从国防科委分出去和二炮合并。(二)关于反弹道式导弹的导弹使用和分家的问题。现在反弹道式导弹的使用在空军,而试验在20基地四部,试验反弹道导弹时,要从弹道式导弹试验基地送靶弹来配合,所以反导弹导弹试验任务放在一起不独立出来是合理的。本着试验和使用相结合的精神,建议反导弹导弹部队和与之相配合的弹道式导弹预警部队也和二炮合并。（三）导弹核潜艇和远洋导弹卫星测量船仍归海军。(四)航天员,即上载人飞船的飞行员,其训练由空军和七机部五院共同负责。从科学技术方面来看,以上所提几项调整是合理的,它将为我们国家发展利用大气层以上空间打仗部队创造有利的条件。

  九一三事件后，激进的640防区方案被搁置，由于各种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让二院不少职工思想出现动荡，认为反导太难搞，国力有限搞不出来。1972年春节时任二院副院长钱文极从干校回来，针对当时640工程的问题，给钱学森和国防科委写信，认为640工程不是我国当时科技和工业水平能达到的，国家经济也难以承受，建议640工程下马，转为预研项目。钱文极的看法代表了二院一部分职工的声音，但大部分职工主张贯彻毛主席指示，再难也要搞下去。引起了两种意见不断交锋。

  钱文极是我党在建国前培养的红色工程师，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具体研究和统计，我估计建国前我党的红色工程师有万人左右。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通过学习后分配在军委三局无线电处工作，之后成长为我党优秀的通信专家，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烽火，建国后参与12年科技规划，1957年随中国无线电工业考察团访问苏联。回国后不久即调入航天系统，离开工作了20年的通信行业，1957年被12月任命为五院二分院副院长（航天二院前身），分管技术工作，五院改为七机部后，成为二院副院长，是543导弹、红旗一号、二号导弹总师，061基地建设的领导之一。“重视计量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基础学科建设，为二分院建院初期的各项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就是吴北生说的640工程“要不要搞和如何搞得争论”，面对争论，钱学森的态度很明确：

  由于资料稀少，目前还不清楚钱学森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不过从《钱学森年谱》1972年以后的记载来看，钱学森把反击一号试验器作为重点来搞，反击三号，超级炮、激光武器、反卫武器等按部就班走就是了，进度不做太多要求。如1975年8月钱学森在二院工作会议上，就没有对反击三号做要求。

  1975年5月21、22日在二院规划会议上，钱学森明确二院的主要工作还是反导，反卫先不要考虑太多，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到1980年的规划，好让中央下决心：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640”指示,要尽最大努力总结我们的经验,二院可以总结以前地空型号的经验,也要研究外国人的经验教训,找出“反导”、“反卫”工作的客观规律,做工作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才能成功。我们的武器,还要集中考虑打敌人的弹道式导弹、战略武器。打卫星,现在不要考虑太宽。1980年以前“反导”、“反卫”处于什么阶段,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摸准了,就能把当前一段的规律摸准,领导也好下决心。

  （《钱学森年谱》）同年10月钱学森陪同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到二院听取“关于反导十年规划讨论情况”的工作汇报。这说明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央还没有下马640工程的意思。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72年尼克松的北京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迅速升温，虽然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巨大，但实际上国际关系已大大缓和：美苏于1972年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导弹条约；1976年，美国宣布关闭“卫兵”导弹防御系统。加上1972年以后基层不断有声音要下马640工程。文革结束后，640工程开始步入暮年岁月。

  1977年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640工程研制任务的调整。1977年11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务的意见》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将武器研制改为系统试验”。彻底扭转了640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局。

  1978年1月陈定昌在《战略防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XX防御的发展的新趋势》，在国防系统引起反响，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也赞同文章的观点，这篇论文对中央调整640工程产生了不小影响。但这篇论文本意不是要下马640工程，而是要对640工程发展趋势做出根本性调整。不过中央已决定下马640工程。

  1978年2月，二院向七机部呈交《关于二一○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告》，提出终止反导超级大炮的预研工作。两个月后，在1978年4月26日，七机部部长向二院传达了国防科委的意见：组成一支精干队伍，接着来进行反导多途径探索；所需经费专款专用；其它力量承担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任务。

  1978年6月29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听取国防科委汇报，研究调整七机部二院任务方向和制订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等问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点是：要拼命把东风五号搞出来，要集中力量加快进攻性核武器的研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二院应把研制力量放到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上。反导武器还是要积极研究，留少数人继续搞。

  1979年8-9月，二院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一号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随后不久，“考虑到反击一号技术落后，研制周期长，资金消耗大，技术力量不足，生产条件差”，“继续搞下去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合理调整二院任务和研制力量不利，”二院遂主动向部里提出：在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实际上反击一号导弹已经取得了成功，不能说都落后，毕竟其导引方法现在还在用的就有十几项，一种耐热有机涂料现在也还在用。当然它500千米的射程还很难确认。

  同年12月，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召开联席会议，明确二院的主要任务是承担潜地导弹研制任务。二院只留少数人接着来进行反导弹预研，搞多种途径探索。

  1980年3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听取七机部汇报时，对反导弹、反卫星研究工作确定了调整原则：停止反击一号、反击三号和炮射导弹的研制与试验，1985年前由型号研制调整为多途径探索的预研，反导技术途径以导弹反导弹与强激光为主。停止炮射导弹的预研；结束在天津市的反导跟踪雷达会战；继续研制301单脉冲雷达；将反卫星技术的总体方案设计任务调整为单项预研。科委党委常委指出，发展反导弹技术应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长期搞下去。

  1982年，航天部计划会议正式决定640工程下马。除保留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进行。

  至此640工程落下帷幕，《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院史》对640工程有个总结：

  “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防御系统来进行研究探索是必要的,但应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我们国家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条件和战略需要,只能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基础技术和设备的预研和攻关,而没有条件进行武器研制,更不要说防区建设了。那种急于求成,全面铺开,企图一步登天,脱离实际地提出‘三年赶、两年超’‘一年一个型号,四年建成防区’等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必然会给研制工作带来极大的混乱和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不得不中止研制。这些教训,是可以让我们永远记取的。”

  这个总结实际上写的很好，已经认识到当初把640工程规划成几款武器带来的严重问题。加上文革的混乱管理，下马就有其必然性。像640工程这种很强的前沿性科研工程，经验教训的总结比谈成绩更重要。

  钱学森的学生涂元季在《纪念钱学森回国的意义》提到了一件事：1980年代初，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谈到反导问题公开表示，在反导决策问题上有责任，并指出应总结经验教训。这里的反导决策不是要不要搞的决策，而是怎么搞的决策。前面已经提到航天系统认为决策搞640工程没问题，问题是怎么搞有大问题。这些观点实际上就是钱学森的观点。

  640工程的谢幕谢得默默无闻，没有掀起一点波澜。所以它的影响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手里有7位航天系统两院院士的传记详细记录了他们在640工程中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它们虽然都认为640工程的下马有其必然性，但没有一本认为毛主席搞反导的决策是错误的。《导弹人生》的12位总师有9位参与过640工程，均认为当年搞反导的决策没有错。于本水院士甚至认为“停得有些过头了，单项关键技术探讨研究应该接着来进行，不应停止”。于本水和他的一批640的老伙计还参加了新世纪的反导研发，于本水带博士生的几个课题，就有“进行空天防御技术发展课题研究”和“大气层内的机动和控制问题”二个课题直接和反导相关，其他的也涉及到反导，他老人家七八十岁了还奋斗在反导科研第一线。

  所以陈定昌在《钱学森与空天防御事业发展》一文中将640工程视为“当前我们国家发展新的空天防御系统的基石”：

  1963年12月，毛主席说：“我们是战略防御，要搞防御武器。”1964年2月，主席接见钱学森等人时提出：“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钱老策划、组织并且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钱老提出，我们要发展现代先进防御技术，研制精良武器，建立中国的战略防御体系。

  从1965年在二院二部成立研究小组，到1969年二院转为导弹防御技术研究院，尽管有“”的干扰，二院针对现代先进防御技术的研究工作都建立了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中许多就是二院现在专业研究所的前身，二院也从那时起展开了精确制导技术、毫米波技术等先进防御技术的追踪和预先研究工作，并在随后的10年间取得了一批有开创意义的成果，是当前我们国家发展新的空天防御系统的基石。

  《640工程述评》，《白银时代零书（一）》，《白银时代零书（二）》 王麻子 - STS121 -东方网博客

  《中国光学事业的基石 王之江传》，《王之江：逐光前行，铸强国重器 》（中国科学报2020-05-21）

  《无华的演绎——姜中宏传》，《姜中宏：入世之心做事，出世之心做人》 （全景科学家2020-04-29 中国科学家公众号）

  《华南师范大学 刘颂豪院士》（LightScienceApplications 中国光学 2023年02月04日 ）

  《八路军的红色特工之家》，《纪念中国雷达创始人申仲义诞辰100周年丨学所史（14所）》，《申仲义与中国雷达》，《中国雷达工业的“老母鸡”14所下了很多“蛋”，有那些？》

  《雷达工程专家张光义：“极目”雷达，远眺“天际”》，《耿耿丹心献祖国——记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张光义》

  《我与雷达的不解之缘——贲德院士讲述雷达科研的故事》（《兵工科技（2013.24）》）

  《对话毛乃宏教授：投身中国天线学科和天线测量事业，为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贡献》

  《军事卫星为中国开启“天眼”——外媒评析中国卫星系统新发展》（《坦克装甲车辆 新军事 2012 2B》）

  《中国导弹防御系统“640工程”探密》（中国国家战略网 2004年09月04日）

  《神秘的中国远程防空导弹：红旗4导弹揭秘！》（《兵器知识》2010年07期 ）

  《中国舰载航空兵的两次“首飞”——访我国第一代舰载特级飞行员郭文才》 《兵工科技（2009.09A）》

  《一次鲜为人知的难忘会见——记钱老对核爆炸效应模拟工作的前瞻性支持》 杜文甫 《科技日报》（2009 年 11 月 5 日）

  《26年59星 回望中国北斗的非凡之旅》（《科技日报》2020年6月24日）

  《钱学森与空天防御事业发展 》（ 《中国航天报》）2011年12月08日）

  《“晨光号 加速器实验应用分析》 （《第十一属高功率粒子柬学术交流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