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工业发展通史：从小米加步枪到世界先进

  建国初期我国军事工业基本为零，国防实力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由于长期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且起点低，中国的军工实力在新世纪初仍然远远落后于国际一流水平。落后的军事工业无力确保国家利益。面对96年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插手中国台海军事演习，99年“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01年美侦察机南海撞机致我飞行员牺牲，中国只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

  近期面对来势汹汹的贸易战和美国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中国在南海出动四十多艘军舰和辽宁舰进行实战演练，展示强大军事实力和为民族复兴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中国南海军演反映的是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中国军事工业历经1949-1962年的发展黄金期、1962-1999年的自力更生以及21世纪的破茧重生，终于从一个几乎无任何重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和所有武器装备生产能力的军事工业强国，创造了世界国防工业发展史的奇迹。

  1. 中国军事工业近七十年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引进仿制、自主研制、跨越式发展三个阶段。历经上世纪50年代和本世纪初至今两个黄金发展期，中国军工分别实现了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和军事工业跨越式发展。同时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直在变化在军事工业合作和军贸两个方面对中国军事工业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国防工业体系。

  2. 迄今为止中国有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技术合作高潮。第一次中外技术合作高潮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后续国防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方国家从70年代后期开始帮助中国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形成了中国军事技术引进的第二个高潮；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军事工业迎来第三次技术合作高潮，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因经济问题成为中国主要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3. 中国军贸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经过了从“不当军火商”到融入全球化洪流的转变。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军品贸易远离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之后到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中国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导向的改革路线年至今是第三阶段，新时期中国军贸规模迅速增加，全球份额大幅度的提高，武器装备出口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展，还成立了十大军贸公司，步入国际军贸主流国家行列。

  4. 我国军工产业体系经历了机械工业部、原五大军工总公司、原十大军工集团等阶段，于2016年5月形成现今十一大军工集团格局。以1949年设立重工业部为开端，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将国防工业置于政府直接管理之下，分别组建了第一至第八机械工业部。改革开放后，我国军工体系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将各个机械工业部整编为五大军工总公司。1999年，为了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将五大军工总公司一分为二，形成原十大军工集团公司。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列入国家战略新兴起的产业，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我国军工行业形成了六大军事领域（核、航天、航空、船舶、电子、兵器）、十一大军工集团的构成格局。

  建国初期我国军事工业基本为零，国防实力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工业基础都相当薄弱，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工业产值世界上的排名仅26位，国内的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连迫击炮都无法生产，更无法生产机械化设备，中国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基本为零，弹药年生产能力也仅能达到1万吨。而同期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且其军队已进入机械化时代。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50万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平均500人一辆机动车），军用品基本靠战争缴获以及从苏联进口。1950年国防预算仅28亿美元，此时的中国由于没完整工业体系，国防工业极度惨淡，军事发展远远落后于美、苏、德等战斗国家。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军事工业无力确保国家利益。面对96年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插手中国台海军事演习，99年“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01年美侦察机南海撞机致我飞行员牺牲，中国只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没有先进的军事工业所提供的优异武器装备，对手的嚣张气焰就不会被浇灭。

  南海军演，中国军队展示强大军事实力。3月27日，我国在南海海域进行大型军事演习，这中间还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四十余艘军舰和潜艇分列其后，空中还有军机编队飞行，显现出强大作战能力，且表明中国海军编队指挥系统已跻身世界领先之列。中国在中美开打贸易战的背景下在南海出动四十多艘军舰和辽宁舰进行实战演练，展示强大军事实力和为民族复兴坚持斗到底的决心。

  历经近七十年发展，中国军事工业取得非凡成就。中国南海军演反映的是中国军事工业取得的非凡成就。中国军事工业历经1949-1962年的发展黄金期、1962-1999年的自力更生以及21世纪的破茧重生，终于从一个几乎无任何重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和所有武器装备生产能力的军事工业强国。歼-20战斗机和运-20战略运输机进入部队服役，西方国家在空中的优势正在被削弱；高超声速武器、大型攻击无人机等领域发展迅速，已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055型导弹驱逐舰下水、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建造以及第一艘093A型攻击核潜艇开始作战值班，中国海军的力量正慢慢地加强，中国仅过去4年建成下水的新型军舰和辅助舰船总吨位就远超于了法国海军的总吨位；网络、太空、电子战和量子计算等领域也取得进展，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已完全具备了在太空、网络和电子领域施展身手的能力。

  中国军事工业近七十年具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军工行业快速地发展的背后，各军兵种的主战装备是如何研制列装的？

  中国军事工业近七十年的发展就是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并自主创新的过程，大体经过了引进仿制、自主研制、跨越式发展三个阶段。历经上世纪50年代和本世纪初至今两个黄金发展期，中国军工分别实现了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和军事工业跨越式发展。同时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直在变化在军事工业合作和军贸两个方面对中国军事工业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国防工业体系。

  迄今为止中国有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技术合作高潮。第一次中外技术合作高潮是上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我国选择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后续国防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基于在冷战后期存在共同对手的现实，西方国家从70年代后期开始帮助中国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形成了中国军事技术引进的第二个高潮；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军事工业迎来第三次技术合作高潮，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因经济问题成为中国主要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中国军贸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经过了从“不当军火商”到融入全球化洪流的转变。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长期奉行“不做军火商”的政策，中国军品贸易远离国际市场，军事武器的出口主要是通过中央直接下达指令以“无偿援助”赠送给别的国家，武器进口大多数来源于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到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中国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导向的改革路线，出于对外汇的需求，军贸开始以利益为主导，主要向使用苏式武器的国家出口具有苏式武器血统且价格实惠公道的替代品，同时不附加政治条件，前期进口大多数来源于美国和欧洲，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来源于俄罗斯和乌克兰。1999年至今是第三阶段，新时期中国军贸规模迅速增加，全球份额大幅度的提高，武器装备出口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和军事合作的国家，还成立了十大军贸公司，步入国际军贸主流国家行列。

  我国军工产业体系经历了机械工业部、原五大军工总公司、原十大军工集团等阶段，于2016年5月形成现今十一大军工集团格局。以1949年设立重工业部为开端，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将国防工业置于政府直接管理之下，分别组建了第一至第八机械工业部。改革开放后，为摆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促进自主创新，我国军工体系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将各个机械工业部整编为五大军工总公司，以组织化、系统化、效率化。1999年，为了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引入了内部竞争机制，将五大军工总公司一分为二，形成原十大军工集团公司。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列入国家战略新兴起的产业，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我国军工行业形成了六大军事领域（核、航天、航空、船舶、电子、兵器）、十一大军工集团的构成格局。

  建国初期我国内外部安全环境复杂，军队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为了尽快建立我国国防力量、实现武器装备制式化，购买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同时引进国外军事工业技术建立独立国防体系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其时最现实选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统一诉求使得国防工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成为迫切需求。同时期国内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数量有限，如枪炮就有110种、82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这些装备多是在战争中缴获过来的，主要以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等武器为主，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武器装备少，飞机、军舰、坦克、大炮等基本上没有。实现武器装备制式化是我国军队当时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需求。

  由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施行包围、封锁、禁运，我国选择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1949-1960年中苏两国共签订7个协议。其中“一五”计划时期签订了4个协议，苏联向我国43个大型军工公司可以提供援助：兵器工业16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8个，船舶工业3个，航天工业2个。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建立整个军队装备所需要的军工生产能力，引进技术成了中国航空、航海、航天、地面作战武器和核工业的基础来源。

  航空工业方面，1951年1月，中苏正式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此外，1953年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协定和1956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的援助项目，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项目作了安排。这一时期，我国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飞机（包括拉-9活塞式歼击机、拉-11活塞式歼击机、米格-9、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以及图-16）、9种航空发动机、5种战术导弹和数百种机载设备的制造技术。

  轻武器方面，1951年5月，中苏签订《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苏联政府提供的第一批轻武器图纸资料，从1951年底到1952年6月陆续到达，其他型号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从1953年开始到达。

  海军装备方面，1953年6月，中苏正式签订《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协定），我国向苏联订购战斗舰艇81艘以及飞机、海岸炮等技术装备。一机部具体负责从苏联取得图纸、材料和设备，组织工厂建造。“”协定是我国船舶工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1959年2月，我国就重点掌握的导弹舰艇新技术又与苏联方面协商并签订《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向我国提供5种型号的舰艇（包括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和184型水翼鱼雷快艇）2种导弹（包括Р-11ФМ型弹道导弹和П-15型飞航式导弹）以及有关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及9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同时将上述导弹潜艇、鱼雷潜艇和2型导弹艇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我国。

  核工业方面，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个政府共签订了6个协定，苏联提供成套设备支援我国建成第一座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向我国提供РДС-3加强型空爆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我国核工业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资料。

  导弹技术方面，1956年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方面同意供应两枚教学用的导弹样品。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苏方开始提供P-2地地导弹武器系统、C-75地空导弹武器系统、K-5M空空导弹、C-2岸舰导弹武器系统等4种型号导弹的技术资料，我国航空、电子、兵器工业部门安排设备较好的工厂，抽调技术力量，进行仿制。

  从1951年到1960年十年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武器生产技术资料，按配套的单项产品计算，约有650项，可谓我国军事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期。

  这一时期，仿制米格-17F型战斗机的歼-5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依靠来自苏联的技术图纸和一批材料、设备，自行制造了人民海军第一艘海军护卫舰；仿照T-54A中型坦克的59式中型坦克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装备相继装备部队。到1962年底，部队所需品种和数量基本上可由国内生产解决。同期世界强国已经纷纷迈入核武器研发阶段，我国也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在项目初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通过与苏联的技术合作，我国迅速建立了军事工业基础，实现跨越式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人才援助，我国不得不在近乎封闭状态下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实现国产化。中国的军事装备发展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自我摸索、自主研制阶段。一方面我国完成了主要装备的国产化及改进工作，另一方面研制成功核武器，实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

  1963年，中国自行研制的轻武器、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陆军装备相继定型并装备部队。1964年全年被批准定型的武器装备共95项，其中：自行设计的52项，占55%；仿制的43项，占45%。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的比重逐年增加。到1975年底，全军武器装备中，国产坦克占71%，飞机占75%，战斗舰艇占89%，工程机械占96%，火炮占97%；枪械、通信、防化装备和舟桥渡河器材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同时苏联专家的撤走并没有使中国中断“两弹”项目，相反，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加紧步伐研制。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具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成功，1966年实现了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但是主战装备国产化以及核武器研制成功不能掩盖我国军事工业发展停滞的事实。这一时期我国军事工业的聚焦于前期仿制装备国产化，技术水平停滞在苏联50年代。我国军事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差距被迅速拉大。

  在这一时期，我国长期奉行“不当军火商”政策，中国军品贸易远离国际市场。在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军工企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军品流通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在这种体制下，军品不是商品，“理想主义”地排斥商品交换，军工企业除完成一定援外任务外，主要服务国内需求，完全不涉及军品外贸问题。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接受了许多国家的援助，同时出于国际政治格局考虑，我国军工援外对象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苏联的技术和人员的援助下，航空工业是建国初期首先发展也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因而成为了对外援助的支柱工业。

  航空工业的对外援助始于1958年，此后20年，我国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埃及、赞比亚、坦桑尼亚、苏丹、津巴布韦等16国提供了10种飞机共1153架，多种发动机和航空零备件；提供了少量海防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帮助其中5个国家建设了飞机修理厂。先后给予朝鲜920余口火炮，6.7万支冲锋枪，以及223辆汽车、700余部电台及战斗机。1955年至1963年，援助越南的武器装备总值近3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是我国重点援助的国家。从1961年起，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而我国与阿建交较早，认为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开始多方面支援阿尔巴尼亚。在援助阿尔巴尼亚飞机的同时，也给予相关的附加服务。例如，1963年援阿9架运5飞机，第一批由中方人员组装；第二批由阿方人员组装，中方人员负责检查；第三批全由阿方人员负责。中方工作组培训了阿方人员，传授了组装和试飞技术，还帮他们将机库改建为运5飞机修理车间。

  建国初期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独立的国防体系，在改革开放前逐步形成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分别主管八个细致划分领域的产业格局。建国初期，在设立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军工部门开始，我国军工体系逐步区域完善。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分别主管机电工业、原子能、航空工业、无线电工业、兵器工业、造船工业、航天工业和农机（后主管导弹）八个细致划分领域，这些部门也是现在中国十一大军工集团的前身。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兼顾经济建设，国家领导人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发展方针。20世纪50年代，国家领导人在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时，提出应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军工企业借用军工生产线或新建民品生产线，掀起了军民品共同开发生产的高潮，由此拉开了我国军民结合的帷幕，促进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发展。进入1960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国防建设处于临战状态，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纷纷下马，重新再回到单一军品生产上来。军民结合的方针没有正真获得继续贯彻，军工系统更加趋向封闭性和单一性，到1978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到8％。

  改革开放后，我国战略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军费有限。同时考虑到军事工业与国外差距过大，很多在研装备面临列装即落后的窘境。我国军工研制采取了小步快跑的策略以节约资金，加快国防技术创新。

  我国曾设想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一度准备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反坦克炮，海军曾洽购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想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则商议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不过西方国家只热衷推销武器成品，不肯转让核心技术。中国领导人结合国情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立足自研、大踏步前进。国内军工企业购买少量的国外先进武器进行研究，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例如，军工业引进国外航电技术改造了歼-7战斗机，用引进的火控技术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战斗力有了跨代升级。

  1979年至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解冻为中国时隔20年后再次提供了引进国外先进军事技术的机遇。由于近20年的全面封锁，中国与国外军事工业水平差距再次拉大，本次缩小差距的窗口期不容错过。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考虑，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呈现为一种准同盟的关系。在这段时期里，中美军事合作伙伴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中美军事交流就从学术交流、高层政治对话等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扩展到了包括技术转换、武器销售等在内的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活动。除了军事销售，美国在这一时期还通过武器销售售后培训协助培训中国军人，使其能够学会使用进攻性武器。在美国影响下，中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德）、瑞士等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980年1月，布朗访华，随后，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三十来种支持装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类转入新的国家组“P”类，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如运输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和军用直升机。同年9月，美国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81年1月，由于里根政府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升级了对售，中美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止步不前，两军功能性的合作仅限于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往。

  1982年，中美签订《8·17公报》，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里根政府将中国由“P”类改为“V”类，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983年5月，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7种具有“双重用途”的项目的出口限制。1983年9月25日，中断了3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恢复，中美双方确定了两国已装备部队或正在生产和某些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的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所具有的技术水平上，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并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组，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考察。

  1984年3月下旬，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以下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1984年6月，中美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提到三项特殊计划：生产一种用以对付中苏边境大量苏联坦克的反坦克导弹；制造重型火炮及弹药；为中国旧式的歼-8截击机发展成套的电子设备。此后，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为契机，签订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英国是中国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最重要的伙伴。早在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就签订了中国引进英国斯贝军用发动机专利合同（斯贝发动机，中国型号定名涡扇9，配装中国“飞豹”战机）。1980年6月30日，中英双方正式签订了马可尼公司和中航技公司合作改装歼-7飞机，并提供平视显示、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讯电台、照相枪等6项电子火控设备和支援合同；中航技公司和史密斯公司签订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共购买124套设备用于改装100架歼-7飞机。1979年，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简称051S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1982年11月，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合同在北京草签，但最终该合同未获批准自动撤销。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中国也从英国引进了许多技术。1978年3月7日，中英真正开始引进L7型105mm线膛坦克炮及弹药全套生产技术的谈判，被称为“三七”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引进项目包括105mm线膛高膛压坦克炮和全套弹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榴弹、碎甲弹）、战斗室灭火抑爆系统、8000型电台和VIC-1车内通话器；第二期引进项目包括扰动式简易火控系统、身管热护套、夜视观瞄设备等。

  中国与法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也进展顺利，合作内容集中在中型直升机、舰载防空导弹及舰载、机载电子设备等中国军队急需的装备方面。1978年，法国巴黎航展的举办单位邀请中国空军派代表团赴法国参观，航展之后，法方又来华积极推荐幻影-2000飞机。尽管法国向中国出售幻影-2000的意愿很强，但最终因价格昂贵，未能实现。八十年代初，国产直-5/6/7等型直升机因性能落后而下马，当时海军又急需一种性能较先进的中型直升机完成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配套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从法国引进了“超黄蜂”直升机及其技术。随后，为满足对轻型直升机的需要，中国又再次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及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赫耶”发动机，并签订了转让生产许可权合同，由法国提供技术开始在国内生产，国内代号为直-9型直升机。在引进直升机技术的同时，舰空导弹技术的引进也进展的相当顺利。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即从法国引进了刚服役不久的“海响尾蛇”舰空导弹系统。一共购买了2套，分别安装到051型驱逐舰，109舰和112舰上，后来又对其加以仿制，分为陆基（称为红旗-7）和海基型（称为：海红旗-7型）。此外，在舰炮方面，中国目前自己生产的较先进的主战舰艇都清一色地配置了法国克勒索·卢瓦尔公司100毫米紧凑型舰炮及火控系统。而“江湖”级护卫舰的动力系统中也采用了法国皮尔斯蒂克公司的大功率柴油机。

  这一时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相当数量的航空、导弹、电子等先进的技术，不但填补了国内部分技术的空白，而且使武器装备的技术上的含金量大幅度增加。与西方的技术合作和引进，除了使中国的军事装备技术获得发展，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军工科研和生产单位建立起了一套与西方标准兼容的军标体系，这对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1989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决定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军事技术出口限制，刚刚起步的中西军事技术交流随即宣告终止。

  从1989年6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对中国实行制裁，至今也没有正真获得完全恢复，中国无法从这些国家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技术。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其主要军事继承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危机给了中国军事工业以新的发展机会，向中国陆续输出了先进的航空、导弹、电子技术等常规技术装备。这部分技术装备在性能上基本达到了80年代后期的国际先进标准，比中国当时的同类武器先进了一代。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就全面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走向复苏。1992年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政治遗产，继续履行中苏之间关于苏-27重型战斗机的军售协定，同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重型战斗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1993年11月11日，签订军事合作协议，中俄军事伙伴关系从此开始，其主要形式之一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和开展军事技术合作。中国于1992年和1995年分别从俄罗斯引进了两批单座苏-27SK和双座苏-27UBK战斗机，同时中俄还开始了苏-27战机生产许可证授权的谈判。1996年12月，俄罗斯与中国签署协议，特许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在5年时间里装配200架苏-27SK歼击机(据专家估计合同总额26亿美元)。根据合同，这些飞机将由俄罗斯提供发动机、机载电子设备和武器。进入空军服役的苏-27战机被编为代号歼-11。1999年，中俄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出现第二次高峰，双方签署合同，俄出售一批苏-30MKK战机，这种战机属于先进的4代半战机，可装备超视距空战导弹以及激光制导对地攻击武器。2001年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购买更多的苏-30MKK。在大量引进苏系列战斗机的同时，中俄还就预警机、空中加油机、武装直升机等一系列项目展开了合作。在此期间，中国还向俄罗斯购买了1艘956A型“Modern”驱逐舰。从1992年到1999年，中国购买了苏联式的现成武器系统，而从2000开始，中国向俄罗斯购买专门为中国军队设计的俄罗斯武器，例如24架苏-30MKK多用途战斗机，1艘956EM驱逐舰。此外，中国已成为S-300PMU2防空系统的订购方。

  乌克兰也是我国90年代后的主要军事技术合作国家。乌克兰是苏联时期的军工重镇，苏联解体后，工厂、机构大量倒闭，军工领域许多专家、教授失业。在此背景下，中国制定了“双引工程”，开始对接乌克兰以及独联体国家的技术和人才。1998年，中国引进乌克兰废旧的“瓦良格”号航母，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是在其基础上经过自行改造研制成的。在舰船技术方面，中国从乌克兰引进了多型可装配于大型水面舰艇的舰用燃气轮机，如052C型导弹驱逐舰的舰用发动机即参考了乌克兰DN/DA-80型燃气轮机。中国目前已经面世的两艘航母的舰用发动机，也是我国引进并消化乌克兰生产的大型舰用发动机的直接成果。乌克兰军工企业的技术人才和成熟技术，还被用于研发中国国产水面舰艇的一些作战系统，如舰用近防系统，导弹系统等。此外，中国国产的两栖气垫船的研制，也离不开对于乌克兰军用气垫船装备和技术的参考。在航空技术方面，中国从乌克兰引进了大型运输机技术和舰载战斗机系统资料。除此之外，在国产新型高级教练机，运-8F600型民用运输机，用于高原山地的大型运输直升机等机型的研制过程中，中国也参考了来自乌克兰的发动机和气动外形设计资料。在地面装备方面，中国国产新型坦克的发动机和新型反坦克导弹的研发过程中，据悉也参考了乌克兰的成熟技术。据统计，中国从乌克兰引进了30余类、2000余项各种军工技术项目，引进了数千名各领域技术人才，这中间还包括参与过安-124和安-225大型运输机设计的瓦西里·津琴科，高能束制造技术专家弗拉基米尔·科瓦连科，新材料技术专家沃洛德梅尔·奥坚科等重要技术专家。

  1978年前，对外军事援助都是无偿的。改革开放伊始，考虑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时极缺外汇，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我国逐步向利益主导的军贸模式转变。1975年，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我国开始摒弃过去“无偿军事援助”模式，逐步向利益主导的军贸模式转变。同时结合国际形势，我国觉得应选择与苏联关系紧张、又同西方关系不紧密的国家作为出口对象。

  两伊成为中国的主要客户。两伊之间持续的战争使得财政无法支持伊拉克军队的消耗，苏联不得不大量赊欠武器给伊拉克。美国、苏联和欧洲制造的高技术上的含金量武器不适合教育程度有限的伊拉克士兵。中国的武器由于能够大量供应，技术上的含金量较低且便于操作，满足了伊拉克的需求。伊拉克和伊朗大量购买了中国制造的59式和69式主战坦克。其中，伊拉克总共购买了约1800-2500辆69式主战坦克，这些69式坦克大部分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被摧毁，部分69式坦克一直使用到现在。中国向两伊出售的大量军火，使中国生产武器和弹药的企业发了大财。据统计，生产坦克的617厂在80年代就获得了近10多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一段时期的我国对外军贸最主要的特点是向使用苏式武器的国家提供了具有苏式武器血统且价格实惠公道的替代品，同时不附加政治条件。

  航空工业开始出口创汇，第一次向埃及出口飞机。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党组根据上级精神，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并上报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月21日，主管部门即批示“同意”。从此航空业开始出口创汇。2月，埃及特使前来中国洽谈此事。经历多轮谈判和协商，在1979年5月2日和5月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埃及空军在开罗签订了两个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6型飞机44架、歼教6飞机6架、涡喷6发动机220台、涡喷8发动机28台，还包括备件供应与发动机的修理，总成交额为1.67亿美元。这是航空工业第一次出口飞机，也是我国军贸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军品外贸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正常化到之后，军品外贸的难题又表现在中国的武器装备产品结构与国际市场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一时期，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对外合作，中国武器装备研发技术获得很大提升，并通过军品贸易拓展了中国武器装备的国际声誉。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靠向中东热点地区出口军火，在国际军贸市场迅速上成为了苏、美、法之后世界第4大武器出口国。

  但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迅速击败了以苏式装备为主的伊拉克军队，世界各国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导向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高科技武器需求大量提升，传统苏式装备市场大幅被压缩。同时，受到原苏联解体，俄罗斯及原华约国家大量向国际军贸市场倾销武器装备，西方国家在军贸中更突出经济利益因素，政治色彩淡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军贸出现高开低走的局面，在世界军贸市场所占份额逐渐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国家领导人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反映了当时国防科技工业调整改革的共同趋势，让国防工业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从而拉开了国防科技工业民、军民结台的序幕。同时，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务院开启新一轮机械工业部改革。1999年七大机械工业部经过第二次改组形成十大军工集团。

  我国参考前苏联的体制建立的军工体系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军民融合发展与市场化转型势在必行。在前苏联的体制下，长期以来军工企业一直完全依赖政府投资，自主创新乏力，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引进，走不出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正是因为美苏两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才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冷战”时期美苏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也给了我国重要启示，使我国意识到军民融合发展与市场化转型的必要性。成立军工总公司初步实现政企分离，继而改组为集团公司，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真正迈出政企分离、走向市场的步伐。

  进入新世纪，中国立足自主研发，小步快跑的策略迎来收获期。伴随国防投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国内科学技术水平大幅跃升，中国军工陆续在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

  本世纪初至今是中国继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不同于第一个黄金发展期的全面模仿苏联，本轮黄金期的特点是自主研发，国内科学技术水平得到跃升和国防投入增加，中国军工逐步赶上世界领先水平。经过前期积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防科技迎来爆发，99A坦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新型驱逐舰、航母服役，大型驱逐舰下水，运-20、歼-20相继入役，中国陆海空天装备实现质的飞跃。国防预算多年保持中快速地增长，中国军事工业保持高速、良性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武器装备凭借性能优良、价格合理、对客户的真实需求积极做出响应以及交易条件灵活等特点在国际军品市场上频频取得突破，全球份额逐步提升。《汉和防务评论》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装备展览上展示的武器装备品种年年推陈出新，且技术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特别如远程火箭炮、自行火炮、教练机、反舰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品种的性能已臻世界前列，部分装备甚至处于领头羊。中国对外军售竞争力提升的原因：高性价比+“量身定制”+无附加条件。当然，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办法获得美国和欧洲的武器装备也为中国军贸带来了较好的机遇。

  2008-2017年的十年间，后五年累计出口规模与前五年该数字相比，同比增长了37.86%，尽管增速看起来波动较大。与此同时，中国武器装备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也逐年提升，从2008年的2.7%增长到2016年的6.8%。

  现在出口的范围在逐渐扩展。与美国不同，美国的武器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供应对象至少有100个国家，而中国重要武器的供应对象国有44个，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中国超过60%的出口武器流向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另有22%流向非洲。现在，我国不再仅仅局限于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和军事合作的国家，拓展了伊朗、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市场。巴基斯坦曾经是从我国进口武器装备金额最多的国家。2000年以来，巴基斯坦从我国进口武器金额总共达到了67.28亿美元。其次是孟加拉国和缅甸。现在截止到2016年，我国总共向71个国家出口过武器装备，接近世界国家数量的三分之一。

  高性价比。中国对外军售的武器装备在作战性能与安全可靠性等方面获得国际市场的普遍赞誉，很多武器装备的性能与战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与此同时，其定价却非常公道。例如歼10的外贸机型价格不到4000万美元，而与之性能相近的美国F16战机则高达6500万美元，俄制苏27也要近5000万美元。又如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的“枭龙”战机的性能可以媲美中等水平的第三代战机，但是价格却只需要2500万美元左右。另外，在武器装备出口后的售后服务、技术上的支持以及人员培训方面，中国仍能够给予相当优惠的政策，而美国和欧洲等军品出口国在这几个方面的定价令许多发展中国家咋舌。

  “量身定制”。中国相对完善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能够针对用户不同的特点与需求，向客户提供不同价格、档次与要求的产品。近年来，中国已经摆脱过去只出口低端武器装备的窠臼，走向兼顾重视超高的性价比的中端客户与追求极致性能的高端客户的研发与生产路线。例如中国为巴基斯坦量身打造的外贸机型“枭龙”，中巴双方曾就“枭龙”战机该使用何种航电系统来进行长期的探讨与磋商，最终才得以确定。中国的坦克系列武器涵盖低端的改进型59式坦克、中高端的MBT-2000以及最先进的MBT-3000坦克，以此满足东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不同国家对主战坦克的不同需求。

  无附加条件。军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往往涉及国家政治、军事与经济等不同方面的利益，全球许多军品出口国将武器装备出口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筹码，对军品进口国设置很高的政治门槛，颇令很多进口国不满。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不设置任何附加政治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五条要求军品出口应当“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且“不干涉接受国的内政”。此外，中国出口武器装备的交易方式也很灵活，能采用多种付款与技术转让方式，甚至各种原材料、能源与农业渔业资源也可用于和中国出口军品的交换。对比美国与欧洲等出口国，武器装备交易通常要求现金支付，很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军品进口国对此倍感无力。

  尽管中国自政府允许从事军品国际贸易活动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但在武器出口管理问题上，无论是在法规制度建设、认定管制范围，还是在管制执行力度上，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每一件中国武器的出境都要经过重重关卡。在法制建设层面，国务院与在1997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以明确军品出口的管理、秩序和相关法律责任，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国防科工委与总装备部又于2002年印发了详尽的《军品出口管理清单》。在执行层面，中国政府又以“出口许可制度”和“项目审批‘三报三批’”两项硬性规定紧紧锁住武器出口的前端和末端。“出口许可制度”包括经营许可、营业范围许可、项目许可和通关许可四大类。这就规定了中国的军品出口只能由依法取得军品出口经营权的军贸公司在核定的营业范围内经营，而目前中国只有10余家具有出口经营资质的军贸公司。

  如前所述，数十年来中国对世界先进国家的武器装备进口引入、消化吸收与改良创新，结合近年来自身科研投入的不断加码，研制综合实力不断的提高，国际声誉也在持续攀升。

  从近十几年的武器装备进出口的规模与结构的数据分析来看，中国武器装备进口规模在逐渐下滑，全球份额也从两位数降低到了一位数。除发动机外，飞行器、导弹、防空武器系统和舰船类的先进武器系统的进口规模占比同样在下降，这反映了中国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实力已经产生巨大飞跃，进入全面自主研发赶超世界领先水平为主、对外进口为辅阶段。

  基于我国吸收引进和自研积累，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已有大幅度的提高，在国际军贸市场的性价比进一步凸显。近年来，武器装备出口结构已经明显优化，相比早期轻武器、低端产品为主的低附加值装备，新型战斗机/教练机/预警机、高端防空武器系统、战术弹道导弹/新型反舰导弹、护卫舰/潜艇等高的附加价值武器系统出口规模与份额显著上升。

  需求端：政治角力与地缘局势刺激武器装备进口需求持续旺盛。从国际政治角力而言，中、美、俄三大国一直以来都积极谋求在全球各洲的布局，以期维护各自的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很久以来，在军品出口方面都或明或暗地互争雄长。对于中国，新一届管理层的国际外交战略更加积极主动，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不断深入，这就内在要求了对外军售作为外交筹码与手段的使用需要加强；此外，中国国防工业的生存与发展要求对外军售的经济利益诉求需要维持与扩大。从国际局势与地缘冲突的角度而言，亚洲不断掀出重磅热点事件，非洲国家之间冲突未泯，拉美装备更新需求仍在，武器装备进口需求预测将持续旺盛。

  竞争格局：“两超多强”的军售竞争格局下，我国武器出口与先进国家的份额相距甚远。从长久来看，中国与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出口份额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2016年的军品出口全球份额为6.8%，基本与德、法平起平坐，但相比俄罗斯20.7%与美国31.8%的份额，仍有显著差距。

  全球影响力提升，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军贸与美俄的差距有望继续缩小，出口规模与份额有望继续提升。随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武器装备研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武器出口国的范围亦有望进一步拓展，出口规模与份额有望逐步接近美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在实现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化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没有正真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实现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的集约化整合。新世纪军工体系建设重点是实现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的集约化整合，军民融合和资产证券化是重要手段。

  21世纪初-10年代初：“军民融合”思想初步发展，国家强调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体系之中，全方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所有的领域的军民融合。2007年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颁布《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以资本为纽带推动军工集团改革成为重要内容，军工集团通过股份制改造、IPO、增发等逐步实现资产上市。2008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原国防科工委，组建新的国防科技工业局，其管理对象从面向国防工业，转变为面向全社会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军民融合”的制度体系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开创了“军民融合”发展新阶段。

  21世纪10年代初-现今：“军民融合”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以来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非公有制企业申报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渠道被打通，非公有制企业与军工单位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受到鼓励。与此同时，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改革亦在稳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环境逐步优化。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层次地融合的过渡阶段，军民融合逐步展现巨大潜力。

  十九大报告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第一阶段，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第二个阶段，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就包括军事理论的现代化、军队组织架构的现代化、军事人员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大的提升。第三个目标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实现军队现代化最关键的一环是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而目前我国军队装备规模与先进装备比例较军事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以强军为目标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将释放大量先进军备需求，预计未来10年市场规模超2万亿元。

  未来10年中国军用飞机市场需求规模将达到8500亿元。据《World Air Forces 2018》，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数量位列世界第三，仅以20架之差落后于俄罗斯。但我国二代机仍有96架，占比达到9.6%，三代机占比38.7%。而美国已几乎全部淘汰二三代机，在四代机和五代机的市场中，我国军机数量远远少于美国。我国共有519架四代机和五代机，美国有1419架。与美国相比，我国军机整体数量不足、代际陈旧、各机型比例失调，未来空军装备的方向除了弥补数量不足外，发展重点机型中的重点型号是第一个任务。考虑到我国战斗机数量不足，四、五代机比例较低，未来10年我国新一代主战飞机的需求约900架，对大型战略运输机需求约200架，此外对武装直升机的需求将达到约1000架，我国军用飞机需求的总价值将达到8500亿元。

  未来10年海军装备市场规模有望达8000亿元。我国海军在航母及驱逐舰数量上落后美国较远。美国现役11艘核动力航母，我国仅2艘常规动力航母；随着航母数量增加，担任航母战斗群众重要角色的驱逐舰数量缺口也较大。此外，为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海军装备的种类也在持续扩展，大型驱逐舰、两栖舰、补给舰、登陆艇以及核动力潜艇等各型舰艇都有较大缺口。目前我国装备费约为3500亿元，若其中有 1/3 用于海军，并且装备费中有60%~80%用于舰船装备，则年军舰市场规模约为 700~900 亿元，未来10年有望达8000亿元左右。

  陆军信息化建设未来十年释放的装备需求规模约为5000亿元。我国陆军装备技术水平与美国约有10年差距。在直升机和装甲车装备数量上远少于美国；在装备结构上我国现役装备仍有很大比例的老旧型号，很难满足当前信息化战争条件。例如我国是世界上装备有最多主战坦克的国家，但二代和二代半的旧款坦克占比却超过一半。也因此，陆军装备武器列装和更新换代有很大的空间。我们预测，未来10年，我国主战坦克市场空间达700亿元，我国履带式装甲车市场空间达500亿元，轮式装甲车（含特种防护车）市场空间达400亿元，整体陆军装备市场空间（包含陆航）达到50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