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的光辉典范

  1936年12月，同志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及战略思维的认识方法，通过对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树立了运用战略思维研究问题、推动工作的光辉典范。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战略问题下了一个定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提出了“战争规律是发展的”这个著名论断，强调要关注全局和战略问题。

  开篇伊始，首先阐述“如何研究战争”；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强调“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别的的问题或动作上”“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指出，“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一些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也是必要的。“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一连列举了中国革命战争中必须高度关注和解决的39个战略问题，这样一些问题涵盖战争部署、指挥、保障和政治工作等每个方面。强调，要用心想一想这样一些问题的区别和联系，把它们“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面深入考察中国革命实际，作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的著名论断。

  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十年血战史的经验表明，“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指出，红军的敌人，拥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全国性政权和强大的军队。中国红军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与敌人的强大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强调，“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在具体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征之后，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由此得出结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他列举了“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等14项反“围剿”斗争一定要坚持的指导路线及战略战术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第五章专门对“战略防御”作深入详尽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战争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战略战术。

  首先强调战略防御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战略退却”一节中，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目的是造成战略反攻的有利条件，为转入反攻作准备。他说，“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者反对战略退却，主张“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他们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的土地”。

  关于“战略反攻”，指出：“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在“反攻开始问题”一节中，他提出了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在“集中兵力问题”一节中，指出：“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大家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他强调，“‘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一节中，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在“速决战”一节中，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在“歼灭战”一节中，指出：“‘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实施战略行动，必须认清敌我双方情况，找出指导战争的规律，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强调“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学习”。

  指出，经验多的军人实施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摸熟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他“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

  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战争的指导规律。他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他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强调：“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一定要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传》（1893—1949）评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这部著作的战略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对我们增强战略思维，做好强军强国的各项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