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还是欧洲统一中国能做什么？-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向乌克兰派兵，还是鼓励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正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欧洲大国正在就此展开激烈讨论。

  无论如何，现阶段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对峙仍将继续，因此任何朝新欧洲安全架构发展的尝试即便算不上完全荒谬，也可以说是为时尚早。欧洲安全的当务之急已从推动一个包容、全面的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转向避免俄罗斯与北约（NATO）的直接军事对抗，和防止军事敌对行动升级为核战争。

  不管这场危机的结果如何，都将对未来几年欧洲-大西洋地区出没出现新的安全安排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安全安排应该考虑主要参与者在欧洲内部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力，并反映出其在力量平衡上的新变化。正如一些俄罗斯专家所言，微调这种平衡可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欧洲将可能一直处在战略困境。

  北京并没有直接卷入欧洲中部的军事对峙，也没有在俄乌对峙中站任何一方。中国领导层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等离其边境更近区域的安全严重关切。与遥远的欧洲相比，中国的战略规划者自然更第一先考虑这样一些问题。然而，欧洲离中国并不遥远，这片遥远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对中国的利益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在莫斯科，他们现在为俄中贸易的迅速增加感到自豪，2023 年俄中贸易额达到惊人的 2400 亿美元，2024 年还将继续增长。与此同时，人们不应忘记，北京也是基辅的主要贸易伙伴，乌中贸易额超过了乌克兰与任何西方伙伴的贸易额。中国企业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长期战略投资，包括运输、物流、农业、房地产等。无休止的冲突会危及中国与乌克兰的贸易，使中国在乌克兰的资产贬值，这绝对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其次，更重要的是，欧洲持续的军事对抗会给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带来压力。习主席最近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访问表明，欧洲人希望中国在解决冲突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当然，欧洲各国对于中国究竟应不应该采取，或采取哪些行动来协助早日结束军事敌对行动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对中国的角色期望很高。

  尽管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日益复杂有多重原因，如欧元区内部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布鲁塞尔的保护主义情绪、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等，但俄乌冲突仍是布鲁塞尔与北京未来关系复杂化的主要因素。

  第三，欧洲危机对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有着明显的不利影响。它已经导致美俄核军备控制的崩溃，并使防扩散机制变得更复杂。北约已公开宣布其全球野心，其成员国正在迅速增加军事预算。

  美国正计划扩容澳英美“奥库斯”，提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向更深层次发展。全球武器贸易蓬勃发展，大量先进而强大的武器落入活动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手中。在此，俄乌冲突并不是造成这种不利发展的唯一原因，但欧洲冲突无疑是加速这些危险趋势的催化剂之一，而这些趋势正直接影响着中国。

  因此，中国无法对欧洲局势袖手旁观。中国提出了乌克兰和平计划，又称“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其中提出了12条建议。这12 点建议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的详细路线图，而是解决方案应依据的一系列原则。这套原则包括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谈判、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确保核电站安全、降低战略风险、促进冲突后重建等。

  中国的建议强调了国际法的重要性，反对单边制裁，维护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持冲突后重建的努力。该计划旨在消除冲突根源，促进对话，努力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习主席和普京总统最近的会晤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中方提出，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和会，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总统也明确回应，欢迎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愿意展现诚意，并就此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如今，直接着手实施该计划的时机还有待成熟，双方要管理好各自对冲突结束方式的期望，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协，仍然太难。但我们仍希望中国的计划能够得到认真考虑。届时，中国可以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可以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接触线沿线的停火监督。

  目前，一些俄罗斯官员和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就新欧洲秩序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看法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且以最初步、最笼统的方式呈现，但参考他们的观点仍有意义。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人们可以关注到围绕这个重要主题的活跃讨论，但有时这些讨论会变得非常情绪化且带有政治色彩。

  尽管有些地方仍不明确，但对于任何公正的观察者来说，欧洲发展的一些长期趋势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美国越来越强大，而欧洲却越来越弱小。北约相对实力增强，而欧盟则搁置了其“战略自主”的雄心。在欧盟内部，“新欧洲”和“旧欧洲”之间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

  可以说，2023年3月发布的新《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Russi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是当代处理新欧洲安全议程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新《构想》的初稿早在2021年就准备就绪。但由于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俄方不得不对文件进行了重大修改，并进行额外的部门间磋商，使其发布时间至少推迟了一年。

  《构想》反映了俄方国家领导层中各团体立场的共识，因此俄罗斯官员非常重视，也经常提及。上一版《构想》于2016年11月底通过，这表明这类文件应该具有相对较长的保质期。如果国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构想》很可能会为俄罗斯领导层服务到21世纪20年代末期。

  新《构想》对西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直接指责西方“对俄罗斯奉行侵略政策，威胁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和主权，获得单方面的经济利益，破坏俄罗斯政治稳定，侵蚀传统的俄罗斯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合作设置障碍”。所以西方与莫斯科关系沦落到如此糟糕的状况，西方要负全部责任。因此西方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摒弃“包括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内的反俄路线”，转向“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长期政策”。在此之前，将不会有“欧洲共同安全架构”，欧洲将继续分裂，直至被东西方完全撕裂。

  然而，在《构想》这些生硬的言辞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暗示，表明了其更细致入微和有分寸的立场。例如，欧洲大陆与美国及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分开论述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持续对抗的主要根源，而前者则被指责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抵御美国的压力、反对美国霸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年3月4日世界青年节的会议上发言：如果对话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认真进行的，我们始终持开放态度”。

  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所言，球仍在欧洲球场上：“我们从未拒绝与欧洲伙伴进行平等对话，也从未拒绝寻找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我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欧洲的政治力量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而不是渴望讨好大洋彼岸的某个人。到那时，就会有人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了”。

  换言之，俄罗斯领导层期待欧洲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这能让主要的欧洲国家以更开放的姿态与莫斯科进行对话，也有利于谈判取得更多成果。

  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公众对俄乌冲突态度的转变、新的移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新共和党政府入主白宫，或者是欧洲内部或周边国际体系中出现的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黑天鹅”事件。

  在莫斯科看来，未来欧洲能否实现“战略自治”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独立变量之一，因为这不仅决定着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也决定着整个新兴世界秩序的未来。如果目前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仅仅是出于短期的、策略上的考虑，并最终昙花一现，那么世界将迅速转向一个新的多极体系，美国和欧盟将构成两个不同的权力中心。

  然而，如果目前西方团结是长期的、战略性的，远远超出了欧洲某个特定危机的范围，那么“成熟的多极化”（Mature multipolarity）只能被迫搁置，国际体系很可能围绕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形成。2023年初，北约和欧盟最新签署的合作宣言指向了第二个方向，但宣言中表达的意图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乌克兰之外的具体行动仍有待观察。

  同样，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和跨大西洋机构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北约、欧盟（EU）和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俄罗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而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俄罗斯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些保留意见。

  比如，欧安组织的主席国波兰曾拒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2022年12月欧安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因此，在整个2022年至2023年期间，许多分析人士预测，俄罗斯将很快终止其在欧安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莫斯科对欧安组织的未来仍持怀疑态度，对其在重建欧洲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未抱太高期待。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罗斯对西方的要求并没有太大变化，这点在官方叙述中显而易见。2022年12月，谢尔盖·拉夫罗夫提醒他的西方同行，要恢复与俄罗斯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唯一途径是采纳莫斯科在2021年底公布的提案。2021年12月俄罗斯公布了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协议草案。

  协议草案要求，彻底推翻自1997年以来，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国作出的重大安全决定。比如，北约在前华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共和国部署的军事基础设施，应该被全部撤销；北约必须为不再东扩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显然，即使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美国或其欧洲盟国也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相反，当前的危机引发了北约的再次东扩，其东部盟国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俄罗斯和西方对欧洲未来的发展愿景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双方无法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或欧洲大西洋安全空间。

  尽管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分歧的核心，但这些分歧并不局限于乌克兰。谢尔盖·拉夫罗夫部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在某些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建设中，俄罗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会参与其中”。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移动，而西方很快就不是莫斯科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了。

  许多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欧洲安全的最佳方案是回到“冷战体系”，尽管许多实际安排可能不尽相同。事实上，尽管冷战体系存在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曾在一定程度上为东西欧提供了明确性、可预测性甚至是信任，而如今迅速瓦解的欧洲安全空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经过适当调整的“冷战模式”是否能为欧洲服务仍是未知数。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环境，俄罗斯一直在增强其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对军区进行了重组，组建了新的军队，并在总体上扩大了武装部队的规模。国家战略力量的进一步现代化受到了更多重视。此外，俄罗斯还宣布决定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并与白俄达成了核共享协议。尽管这些措施意义重大，但它并没有将东西方冲突带回到五六十年前的状态。

  北约已决定在其东翼增加军事存在，但这一增加相当有限。原来轮换驻扎的4个营，现在增加到8个营，甚至8个旅，但这不太可能改变欧洲的安全态势。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中欧国家，希望自己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北约还能在其境内部署更多部队，甚至是核武器。如果这些愿望变成现实，那调整欧洲大陆军事平衡的任务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

  无论俄乌冲突如何收场，也无论未来几年北约在其东翼会采取何种措施，中东欧地区前沿部署的武装力量会更加密集，本就相当拥挤的海域和空域中的军事活动会更加频繁，这将会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挑战。

  还应提及的是，双方在邻近地区的军事演习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规模也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无疑将增大发生事故和军事事件的风险，其中包含了意外升级的多重风险，甚至可能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战，甚至是核战争。

  北约最近决定在2024年举行“坚定捍卫者”军事演习，就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例证。这次演习很可能成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演习，届时将有4万多名官兵以及50多艘军舰参加。不难预料，北约的这一举动将促使俄罗斯在与北约部队的接触线沿线实施大规模演习计划。

  在关于欧洲安全困境的新讨论中，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俄罗斯可能会在当前冲突的某个阶段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且这一观点在俄罗斯专家群体中的接受度正在不断提高。

  然而，与冷战时期的情况一样，当代欧洲的分裂并不意味着东西方之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或者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没有共同或重叠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交汇点在于降低无节制升级的风险以及持续政治、军事对抗带来的成本。换句话说，双方都需要危机稳定机制和军备竞赛稳定机制，尤其是如果不能排除未来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或激烈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就更需要这样的机制。

  《构想》隐含地支持这一观点，主张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建立“新共存模式”，并指出“与欧洲国家形成‘新共存模式’的客观前提是地理的邻近，以及欧亚大陆欧洲部分的人民和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深厚的文化、人道主义和文化纽带”。

  未来“共存”的概念在《构想》中没有详细阐述，人们只能猜测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实践中将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它与苏联时期“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概念相呼应。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已不再是国家，但“共存”一词的再次出现意味着东西方之间在观念、叙事、利益，尤其是价值观方面仍然存在深刻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将长期存在。

  我们应该记住，“俄罗斯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概念仍然缺乏具体细节，也存在多种解释。例如，1993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主要国家的基本法为蓝本，这些国家的基本法非常强调代议制民主、制衡、个人人权等。就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而言，今天的俄罗斯比全球南方的国家更接近其西方邻国。

  俄罗斯将自己定义为“文明型国家”，但这一概念仍然非常笼统，它还需要大量的概念阐释，来避免完全通过俄罗斯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欧洲来定义俄罗斯。在当前阶段，很难预测所谓的东西方价值观差异是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还是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机制和社会趋势。

  抛开这一基本问题不谈，为缩小俄罗斯与西方在安全领域的具体差距，双方应首先恢复现已中断或冻结的沟通渠道。除了结束正在进行的“外交战”，将双方使馆恢复到正常运作模式外，最重要的是让双方重新进行多样化的军事接触，不仅包括最高级别的接触，还包括恢复一系列沟通协调机制。

  值得提醒的是，2014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在军事行动层面的合作就停止了。当时北约得出的结论是，继续保持军事合作将表明西方愿意继续“一切照旧”，并事实上接受克里米亚半岛法律地位的改变。这一决定在俄罗斯受到批评，理由是沟通不应被视为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也不应因一方的不满或失望而收回。

  一旦恢复沟通，双方就可以着手采取各种措施，建立信任关系，使各自的军事活动、计划和防御态势更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也许，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都展示出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维也纳文件》或《开放天空条约》等经过检验、但目前处于休眠或冻结状态的多边机制，可以通过修订和现代化的方式重新启动。

  《合作空域倡议》（Cooperative Airspace Initiative，CAI）作为一个鲜为人知但却相当重要的多边成就，也非常值得关注。2002年，为应对911《合作空域倡议》由北约-俄罗斯工作组设立。该协议旨在提高透明度，提前通知飞机通信丧失等可疑的空中活动，快速协调并联合应对欧洲空域中的安全事件。同样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俄罗斯与北约就波罗的海军事飞行期间使用应答机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支持的项目组谈判达成。

  然而，即使是恢复最基础和最技术性的多边协议，都是极其困难的，至少在近期内都是如此。可以说，现在任何基于欧洲多方共识的多边安排都是不现实的。例如，欧安组织（OSCE）的57个成员国，横跨三大洲，总人口超过十亿。北约联盟也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集团，理论上每个成员国都可能阻止北约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哪怕是技术性协议。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有许多建立多边信任措施（Multilateral CSBM）的成功案例，但这种形式也有很多失败的情况。例如，长期以来，俄罗斯和北约在军事演习观察员问题上争议不断，尤其是围绕突击演习的观察员，双方未能达成妥协方案，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军事行动交流已经终止。虽然双方回到谈判桌上，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重视，但在更具挑战性的地缘战略环境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加困难。

  同时，还有美苏之间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可以作为构建更宏伟目标的基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美苏《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INCSEA）。俄罗斯与英法德、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荷兰、加拿大、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北约成员国之间也有类似协议（ICSEA）。

  但遗憾的是，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以及黑海附近的大多数国家之间并没有这样的协议。在许多情况下，《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已经被证明有效，将其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北约成员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个有趣的先例是1989年美苏《防止危险军事行动协议》（DMA），该协定要求军队在边境地区谨慎行事。2015年秋季，美俄在叙利亚启动了冲突降级机制，这一成功经验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有特殊价值。因为它在政治紧张的情况下，提供了低调专业的军事接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类似的低调安排，应用在世界上其他局势紧张的地区，当然这也适用于欧洲。

  美苏曾经达成的大多数协定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一位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争前线月。图： TYLER HICKS

  不用说，美苏之前达成的大多数建立信任的措施都需要现代化改造。即使有政治意愿和专业承诺，这也并非易事。例如，《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本来是为了防止有人驾驶的飞机相撞。然而，现在在冲突地区，充斥着大量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在1972年或1989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无人机的出现。两架无人机的操作员可能位于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个角落，他们之间如何有效沟通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双边协议比类似的多边协议更容易达成，但前者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未来的任何协议都应考虑到，西方越来越依赖多边力量而非单个联盟成员的力量。这种防务的“多边化”也必然导致未来建立信任措施的“多边化”。

  同样，随着俄白安全一体化进程加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越来越有必要在与北约的接触线沿线建立各种具体的信任措施。尽管对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来说，通过更具包容性的欧安组织（OSCE）机制来工作在政治上更为容易。但在某些情况下，只能通过北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进行多边互动。

  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与北约各成员国之间建立有法律约束性的双边信任措施，几乎和俄罗斯与整个北约之间达成类似的多边协议一样困难。同时，由于缺乏信任，任何非正式安排都可能受到双方的批评和反对。实际上，在与西方的总体关系中，俄罗斯尤其强调法律的约束力，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多次违反之前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承诺。

  这种困境可能会使建立信任措施与欧洲军备控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要先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欧洲军控机制，从而逐步建立对立双方间的可预测性和信任。然而，一些专家对这种逻辑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军控通常伴随着侵入式核查机制，而建立信任措施却不是如此。倘若如他们所言，建立新信任措施和新军控机制应当徐徐图之、一齐推进，而非依次递进。

  在更远的未来，即使各方无法就欧洲安全架构在理论上达成一致，但新欧洲安全架构仍然可以包含类似《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的内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全欧洲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可以限制在欧洲大陆特定地区部署特定类型的武器。

  如今，人们经常提到，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有许多不完美之处，甚至存在缺陷。当然，在苏联解体后，最初的条约很快就过时了。但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后，欧洲所有参与国的军事武库和部署部队都大幅削减；监督这一进程的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欧安组织，而不是任何俄罗斯与北约的双边协商机制。俄罗斯领导层充分认识到，《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缺失在欧洲安全议程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这迟早要由新的法律安排来填补。

  当然，任何新的安排都应与三十三年前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大不相同。即使是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峰会上批准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也显得不合时宜。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期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2007年，俄罗斯就停止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了，这远远早于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冲突，也早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2018年的南高加索危机。这意味着，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俄罗斯也不太可能会加入1990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或1999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可以想象，俄罗斯可能会奉行“防务孤立主义”政策，拒绝对其驻欧部队进行任何严格的限制。

  同样，必须向中欧和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一套新的激励措施。不难预料，在俄乌冲突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可能很难信任俄罗斯。因此，在接触线沿线与俄罗斯达成军控协议将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应设法将巡航导弹或无人机等新型武器和颠覆性技术纳入考虑，并反应更广泛的地理政治学环境。比如使中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最初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与未来任何欧洲常规武器控制协议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1990年时，东西欧之间仍存在大致的均势。而今天，这种均势已不复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重新出现。

  1990年，北约有16个成员国，而到了2023年夏天，这一数字增长到了31。瑞典最终加入北约后，其成员国将增加到32个。这种不对称性如何纳入新协议？如何为每个参与国定义“合理充足”的军事力量水平？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应对双方部队机动性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

  备选方案之一是，新协议不必过分关注特定类型武器数量的上限，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国武装部队的最大透明度，包括部队和武器部署、军事演习、现代化计划、国防理论等。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单边、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一系列复杂安排，建立信任措施与军备控制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两者将融合成一个更全面、更丰富的军备管理模式。

  在欧洲安全中，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界限的模糊，也可能成为未来欧洲安全安排复杂化的因素之一。欧洲传统的军控方法明确区分了常规威慑与核威慑。但美国提出了“综合威慑”的新概念，这通常被解读为结合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长期承诺，并特别强调了高超音速导弹、太空和网络空间工具等尖端非核能力，以帮助美国在所有领域保持优势。

  然而，俄罗斯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莫斯科认为自己无法在欧洲维持强有力的常规威慑，那它可能会更加依赖战术核武器，从而模糊核威慑与常规威慑之间的界限。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那欧洲传统军控方法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议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俄方将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The New START Agreement）。他提到，恢复美俄战略军控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将“北约联合打击潜力”即英法的核能力纳入考量。鉴于英美法长期反对这一想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和美国不可能于近期全面恢复战略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越来越担忧中国日益增强的核能力；但任何试图将中国纳入美俄战略军控等式的尝试都将极大复杂化美俄对话。

  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与欧洲直接相关的复杂因素。首先，美国要坚持解决俄罗斯在其领土的欧洲部分部署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可以预测的是，从现在起美国还将提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问题。其次，俄方将继续推动解决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BD）的问题，这可能会对欧洲稳定和美俄战略平衡产生复杂影响。

  美军部署在波兰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在建设的装备和弹药库等，都是美国增强在波兰军事存在的例子。图波兰国防部网站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和复杂因素，美俄双方仍有可能采取相互协调的单边行动，以避免核军备竞赛走向失控。在欧洲，这可能意味着，美俄可能会尊重1987年美苏《中导条约》（US-Soviet INF Agreement）设定的限制。尽管美国的退出已导致该协议失效。据俄罗斯官员称，早在2019年俄方就宣布，俄罗斯是否继续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将取决于美国的对等行动。尽管拜登政府曾表示有兴趣在2021年美俄战略稳定磋商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但自2022年2月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这些磋商就被搁置了。

  可能对欧洲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前途未卜。美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遵守其规定，但从未批准该条约，这也是该条约未能生效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确实签署并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近日俄方表示可能撤回批准作为对美国行为的回应。即使美俄在远离欧洲大陆的地方恢复其核试验，也会对欧洲的安全格局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需要一套单独的安排来管理欧洲最不稳定且局势紧张的次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这些次区域各具特色，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来应对。并非所有欧洲次区域的安全问题都要通过俄西对抗的视角来看待。比如，西巴尔干地区或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挑战有着深厚的本土根源，即使欧洲安全议程的东西方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或解决，这些挑战也可能继续存在。

  另一个需要应对的挑战是欧洲日益增长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气候变化、非法移民、国际、网络犯罪等多个维度。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会以自下而上的模式开展，即从最基本的信息交换，逐渐发展到更高级的联合项目。

  同样，这一进程可以先在非官方层面开展，然后逐步过渡到半官方，最终达到官方层面的交流合作。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争议性较小，政治敏感度低；如果确实如此，它们可能会成为东西欧安全对话的新起点。

  欧洲能否再次统一？这还有待观察，但近期肯定不会。俄罗斯和西方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克服当前冲突带来的影响，并重启四十年前他们共同发起的进程。

  需注意的是，即使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双方的立场可能也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四十年前，双方虽然都对彼此持怀疑态度，但仍怀有统一欧洲的浪漫愿景。而多年后，建立“欧洲共同安全空间”的失败尝试，只能让人对欧洲能否统一徒增疑虑了。

  我们可以想象，欧洲大部分新的长期安全安排将成为欧亚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系最终将扩大到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此前各自独立的欧洲和全球安全议程正在不断融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参加了最近的北约峰会，这表明北约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防务合作伙伴。

  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进行联合海军演习，莫斯科加强了与北非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可能会对欧洲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一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地方。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欧洲安全议程可能会受到东亚、中东和北非等其他地区安全风险的制约。即使实现这种“不可分割的安全”非常困难，但它仍然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