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省城之锁钥 护江海之总汇

  清代的海防炮台作为广州炮台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受重视程度慢慢地加强，最终发展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巨型“海上堡垒”。以虎门要塞为代表的广州海防炮台体系，在当时可谓据省城之锁钥，护江海之总汇。

  清康熙初年以前，广东实行迁海，沿海八十里内的人须全部迁入内地，原有的海防设施如卫、所城等也多被废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在重要海口如虎门开始设立炮台，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印的《东莞县志》中就记有虎门口的横档、南山和三门等三座炮台。这可视作广州地区在海口实行炮台布防之始。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广东沿海实施有海湾就有炮台的海防布局，“凡有淡水可取之处，均相地堡添设，……而沿海一带棋布星罗，防范极为周密。”

  这是清代广东三次大规模海防炮台建设热潮的第一次，在两广总督杨琳任内，修整炮台、城垣、汛地等，大多分布在在广东东路。第二次是嘉、道年间，大多分布在在中路，修建了沙角炮台、镇远炮台、横档月台、崖门炮台等，其中虎门炮台等特别的重要；炮台多坐落在外商需要经过的海道、内河之要隘，特别是在虎门由水师提督关天培主持修建了威远月台、永安炮台、巩固炮台、靖远炮台等，加大了虎门要塞的防御纵深，增加了防御层次。第三次是光绪年间，大规模引进西式先进海防大炮，目标就是在海口设防。

  原广州南沙虎门炮台管理所所长、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黄利平说，通过这几次大规模建设，“广东沿海凡扼要处所都有炮台，呈线性在沿海一字排列。特别是处于广东中路的虎门要塞，改变了单独作战、各自生存的状态，将一个个军事‘据点’——炮台联结成互成犄角、相互支持、协同作战的防守‘面’。可以说，虎门要塞是关天培等人在当时条件下所做的最佳防御，是战争前整个中国沿海防御最为坚固的防线”。当然受炮台设计和火炮性能所限，它们确实也存在着不少弱点。这在后面的战争中也充分表现出来。

  海口，即内陆江河出入大海的关口。黄利平指出，这类出海口在我国江浙以北称为口，厦门以南称为门。虎门是珠江主要的出海口，也是历史上广州城的出海口，于广州而言至关重要，如清人说：“十三行往来贸易，凡四十余国，莫不以虎门为总汇焉。”从虎门口直到长洲的这段珠江河道宽阔、水急浪大，先有穿鼻洋又有狮子洋，只有虎门口江中有上、下横档和大虎山岛，将宽阔的江面一劈为二，前后纵深排布，形成天然管束之处和利于梯次防御的格局，因此这里是广州海防的关键。

  “虎门不是‘一个点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濒伶仃洋，内联狮子洋，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两岸的地区’”，黄利平指出，“虎门炮台是广州城第一重门户。”

  今天的虎门口一江两岸以主航道分界，东属东莞市，西属广州市。虎门炮台群就分布在这一江两岸和江中的三个岛屿——自南而北是下横档岛、上横档岛、大虎山岛之上。其中，大部分炮台都在广州，现存遗址分别位于大虎山岛，上、下横档岛、大角山、蒲洲山等5处。保护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

  从清初到嘉庆前，广州海口炮台除了虎门的三座，并未新设，但三座炮台装备的火炮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到嘉庆三年（1798）已达200门以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改四口通商归于广州一口通商，虎门炮台成为中国南大门不可或缺的锁钥。嘉庆时广东水师提督移驻虎门，开始直接主持广州海口的防御建设，广州海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嘉庆五年到二十二年，清廷在虎门航道两岸及航道中间的小岛上陆续新建了沙角、新涌、蕉门、镇远、横档月台、大虎等一批炮台，道光十年（1830），又在虎门第一道防线的沙角炮台对应的珠江西边建成大角台。此时的虎门炮台群将海口主航道和副航道全部纳入控制范围，凡进出虎门，都要从炮台的鼻子底下经过。

  第一次战争结束后，虎门炮台迅即重建，除大角山、大虎山、蕉门炮台按原样重建、加固外，将上横档岛原有的横档炮台和水安炮台联成一台，称为上横档炮台，将原巩固炮台改建为2个炮台，在第一次战争时期不曾设防的下横档岛上建筑下横档炮台，新建镇远山腰台、威远山腰台等。

  而广州炮台更具近代意义的转型升级，则是在西式火炮和建筑规制的引入之后。黄利平指出，于同治末年开工建设并于光绪五年（1879)竣工的大黄滘、威远、下横档台等，“是广州中式炮台的绝响。随世界火炮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广州防务进入以西式大炮台为主体的时代。”

  光绪六年(1880),广州开始引进西洋海岸大炮来改造江防和海防。当时李鸿章等在进行了世界军工行业考察后，认为德国和英国的大炮是最好的。因此，这时引进的西洋岸炮（要安设在固定炮池中的巨型大炮)多数是德国克虏伯后膛炮，少量的是英国阿（安）姆斯特朗前膛炮。这些大炮射程在3500米到12000米，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仍能发挥作用。

  黄利平指出，光绪时期，广州西式炮台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基本淘汰了前膛炮，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和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岸大炮，而且数量众多。其次，在与火炮相配套的炮台建设上，全套引进海防设备，所以建筑材料也多是由国外进口，工程质量高。最后，由于这次修建是按现代军事要塞的布防设计的基本要求，择地建设炮台，防御格局与原先的江防和海防有很大的不同。

  光绪时建成的虎门及珠江上的现代西式炮台使珠江、虎门防御成为当时世界先进的海防要塞。如有学者所言，“事实上，近代清国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列强国家军队相此，仍呈中上等水平”。尤其虎门炮事装备的实力还应在“近代清国的武器装备”的中等水准之上。然而，清代光绪时广州引进西方海防设施的持续性同北洋水师一样，军事装备没有随世界军火工业的发展而同步更新。当时世界火炮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1895年前后欧洲就出现了新式快炮，其性能大大超过原有的旧式后膛炮。而当时广州江防和海防的大炮并没有及时更新。

  黄利平指出，虽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光绪时引进的这些西洋大炮在清末没有发挥作用，但这样庞大的海防和江防武装力量，在接踵而来的半个世纪的战争风云里依然是一股受各方关注的力量。

  升级后的虎门炮台有着近百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德国、英国海岸大炮，包括克虏伯炮、阿姆斯特朗炮、瓦瓦司炮。黄利平认为，它们“在之后接踵而来的半个世纪的战争风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这里顽强抵抗了日军的进攻，推迟了他们掐断国际援助通道和占领广州的企图”。

  黄利平和记者说，据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虎门要塞改善计划草案》所言，虎门“要塞各炮，均装于四十年前”。也就是说，至抗战前虎门要塞的主要火力，还是清光绪时购入的西式海岸大炮。

  这些炮都有自己的名字，如长洲总台中长洲分台12门炮分别是绥边、乾决、永定、宣防、慎守、扬威、长驾、良成、坎测、坤定、制胜、伟烈；牛山分台7门炮分别是克虏、克敌、克胜、威远、靖远、绥远、定远；沙路分台5门炮分别是伏西、巽守、雅口、广锐、广口等等。

  从时间上看，这些炮中最早的已有62年炮龄，最晚的也有46年炮龄。它们最大的问题是“旋转俯仰之不快捷及旋放慢，大约五分钟一发，从将来训练达至精妙恐亦非三分钟一发”（经技术改造后能大大的提升约一倍射速）。而当时同口径炮的射速已达到了每分钟8发以上。但1934年德国顾问达尔马在《考察广东要塞报告书》中的说法，这些炮“保存状态，俱臻良好，弹药就余所考察者大致亦尚整齐备……炮之附属配件均完全无缺，炮管色泽甚佳……”

  黄利平说，到抗战时期，国际上火炮的潮流已经由19世纪末的固定炮位，转变为强调快速打击、快速转移、移动中打击。虎门炮台这种上个时代的海防要塞，显然是落后了。然而正是因为日军没有掌握这些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火炮仍然能用且性能好的情况，因此开战之后遭遇到来自岸炮的火力压制，感到完全出乎意料。

  关于虎门海战，中国的战史资料有相当详细的记载，1937年9月14日凌晨，“敌舰五艘以夕张轻巡洋舰为旗舰，以竝列横队形向我虎门进攻。事前我已获情报，经陈司令转饬各舰与要塞炮台彻夜戒备。十四日凌晨，海周与肇和两舰奉命由大虎开出，搜索前进。其时曙光初显，航至沙角炮台正横，即发现敌舰黑影，急以信号报告要塞陈司令及肇和军舰。三分钟后，敌向海周舰发炮，我舰当即还击。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其时双方炮战逐渐增强，我要塞炮亦加入攻击。二十分钟后，敌舰队形紊乱，判断其已开始撤退。我肇和舰舰长方念祖以勇敢决断下令横船，使舰首尾及傍炮一齐集中射击。总计炮战三十五分钟，敌旗舰夕张号被毁，逃约十海里后沉殁。尚有二艘负伤。我海周舰舰尾中弹三枚，死士兵三名。闻敌指挥官阵亡，惟未能查出姓名。”

  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海军直接碰撞极少，仅有两次。一次是淞沪会战中的江阴海战，而中日海军直接的对抗，当属虎门。当时中国海军舰队和陆上炮兵部队之间的协同，在这次战斗中也打出了相当的水准。

  由于日军摸不清虎门要塞的虚实，因此最后由大亚湾登陆。后在遭里外夹击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才从已失去固守意义的虎门炮台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