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数据看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创新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防研发支出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军费开支的总和才超过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他们的份额总和又小于美国，欧洲再一次减少了它在国防方面的支出，转而支持国内福利体系。

  尽管六十年来美国的国防创新长期处在领导地位，但其位置正在发生一直在变化。2013年，全球军费开支超过1.7万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下面九个国家的总和（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韩国）。（图1）美国军事支出占全球所有这类支出的37%，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占世界经济的24%。（图2）

  由于持续的主权债务危机，西方（北美、西欧、大洋洲）的军费开支正在下降，但在别的地方军费开支正在增加。2013年，因为美国国会试图减少预算赤字，美国军费开支下降了7.8%，降至6400亿美元。

  虽然国防是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研发资助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其份额差别很大。在美国，2011年国防占了联邦研发支持的57%；分别是韩国和英国给予国防的份额的三倍多，是法国、德国、或日本的八倍多。美国政府在国防方面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法国和俄罗斯的两倍；是韩国，或英国的三倍；是中国、德国或日本的9倍；是欧盟国家总和的14倍。相比之下，美国的非国防研发投资比欧盟国家少40%，欧盟国家更多地将政府研发资助投往与其商业经济直接相关的领域。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研发体系，曼哈顿工程开创了“大科学”时代，因为科学进步越来越依赖由国家政府、或国家团体资助的大型国防项目。在战后时期，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OSRD）——由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美国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奠基人）领导的民用机构——融资条件比较小，但它是体制创新的典型，通过与私营公司签订研究合同（如，西部电气），并且严重依赖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二战后美国对科学技术的军方资助的增加在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其他成就方面，美国国防部（DOD）支持了半导体的研究，而且国防部是新技术的一个早期关键客户。它开创了先进的航空技术，以其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鼬工厂的支持为例。这也许是国防技术民的典型案例，它为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尚无市场的新技术提供需求，军事投资对研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影响了更大范围的创新。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调动和扩大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冷战在某一些程度上扩大了国防研发的规模及其中心作用，使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与欧洲和另外的地方的同行有所区别。朝鲜战争促进了美国军方对高科技的追求和相关的研发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研发重点是新武器，从喷气推进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到核动力潜艇。人造卫星之后，研发支出飙升，尤其是在国防研发方面。这也很快推动了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的出现，成立该局用于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DARPA被设计为一个灵活的、没有官僚的机构，仅仅关注技术问题。

  最初，巨大的美国国防创新引擎的崛起并不被看好，只是作为一个安全和福利之间的权衡而存在，为国家的安全和福利服务。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中，他说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危险，以及潜在的“由联邦政府雇佣而形成支配全国学者的局面，以及统一分配项目，统一控制财力。”艾森豪威尔发表他的声明时，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正值巅峰。自那以后，国防支出，特别是研发支出在美国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又支持了美国全球竞争优势，这一点变得很清晰。

  在整个冷战时期，国防研发主导着美国联邦研发预算。此后，只有几次其份额下降至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发方面的支出总额的50%以下。1960年，国防研究占联邦研发基金的80%。随后的相对衰落是因为越南撤军后，美国宇航局太空计划的增长，以及日益流行的反对作战行动造成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防研究占联邦研发基金的份额一直徘徊在50%左右，在里根重整军备时期，这一数据显著增加，不管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见图3、图4）

  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投资和军事采购有助于科技繁荣，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率变高。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部分依赖于国防合同地区并不在德克萨斯州或密西西比州，而在加州圣克拉拉县，硅谷。

  图4 国防和非国防研发预算主管当局：（GDP所占比重，1949-2013）（数据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2002，2014）

  然而，即使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全球国防预算下降，美国国防部仍然承诺全力发展高科技。随着国会致力于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倍，国防研发支出的份额萎缩为刚刚超过总数的一半。如果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成功证明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优势和国防研发优势，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技术革命加大力度促使国防学说进入网络化的互联网时代。

  然而，自2001年9月11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国防研发支出迅速增加。2003年，军事研发超过500亿美元；2009年达到峰值830亿美元。在大衰退期间，国防研发于2014年跌至约610亿美元，但预计在2015年回升至约690亿美元。

  在21世纪前1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国防部占一半以上。其余部分的最大份额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能源部（DO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图5）占据。

  此外，用于国防研发的联邦债务的构成与民用领域的大不相同。美国国防部研发的大部分支出（81%）用于开发，尤其是（6.3）先进的技术开发（武器系统、原型等等），（6.2）应用研究占7%，而（6.1）基础研究只占3%（图6）。开发在非国防研发中仅占15%，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占到45%和40%。（图7）

  2005年至2015年之间，国防研发支出总额萎缩21%。反过来，国防部武器开发的支出和国防部科学与技术的支出将分别萎缩21%和25%。

  美国是市场经济社会，一般国家对企业的干预有限，但是在国防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美国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毕竟外交和国防的权力还是在美国中央政府的，今天我们仍旧是通过事实来说话。

  美国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确立了基于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发展的策略，深度地实现了全要素的军民融合。但是美国政府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创新领域更是不遑多让。今天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美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创新体系，首先是资助体系，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负有职责的能源部和国土安全部，以及大学附属研究机构等。我们通过对这几个部门近年来的投资，来观察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创新投资上的变化趋势，希望透过这一些数据，来体会美国是如何来实现国防科学技术创新、打赢第三次抵消战略之役的。其次是谁在执行美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创新，也就是创新实施的体系结构。

  国防科技创新，当然国防部分内事。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在国防科技上的创新一直在政府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就是从全球看，美国也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哥。但是透过近年来美国的有关国防发展的战略，其中每次都要提到的一个挑战就是财政紧缩问题，国防投入减少。

  美国国防科技投资集中在以下三个主要领域：武器开发、国防科技、以及美国能源部原子防御。截止2015年，国防部武器开发的支出预计降至526亿美元（占国防研发总额的75%），国防科技支出降至120亿美元（17%），但是美国能源部原子防御增加到50亿美元（8%），见图1。换句线年之间，国防研发支出总额将会缩减2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同一时期内，国防部武器开发的支出将缩减21%，国防部科学与技术的支出将缩减缩25%，而美国能源部原子防御的支出增加6%。

  根据美国国防部机构/部门的研发支出——也就是说，陆军、海军、空军、国防机构（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美国空军（占2015年国防部研发总额的36%）和海军（25%）仍占主导地位。从2005年到2015年，陆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它们每一个占国防部研发总额的比例都相对较少（2015年不足10%）。在这十年里，国防部研发总额将缩减22%。陆军和美国导弹防御局的下降程度最大，超过-47%，美国海军和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下降的也不少，分别为-20%和-18%，相对而言，空军方面下降的较少，仅为-4%。

  图3 美国国防部机构/部门的研发支出，FY 1991-2015（十亿美元，2014年固定美元值）

  图4 美国国防部机构/部门的研发支出的百分比变化，FY 2005-2015

  2005年至2015年之间国防部的科技支出，总额从160亿美元下降为120亿美元。先进的技术发展在2015年缩水38%，缩为50亿美元。与此同时，应用研究将下降为44亿美元（-23%），然而基础研究将攀升至20亿美元（13%）。国防部科技支出总额可能从2005年到2015年会缩减25%。这些财政拨款已经在1993年达到峰值170亿美元，当时先进的技术开发占总数的56%。2015年，总数将不到三分之一，而先进的技术开发的份额将占总数的41%。

  图5 美国国防部科学与技术支出，FY 1990-2015（十亿美元，2014年固定美元值）

  2011财年，美国能源部支出了99亿美元用于研发。美国能源部的研发活动分布在国内能源系统、国防（其中有许多是由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出资资助的），以及普通科学领域，其中大部分是由该部门的科学办公室出资资助的。

  美国能源部将自己的资金重点用于核武器、能源和核清理。在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能源部在国防和能源方面花费的资金是等量的。在20世纪80年代国防建设期间，在核武器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到美国能源部预算的三分之二，而能源方面支出占三分之一。自冷战以来，美国能源部在核武器、能源和国防清理方面花费的支出大致相当。

  自19世纪以来，陆军在制造军火库方面的研发和生产一直是持续一起进行的，尽管某些军队领导人想把将这些功能从组织中分离出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海军一直在研发和生产之间保持着严格的组织分工。成立于1923年的海军研究实验室是独立运营的海军装备部门，这与陆军的军火库相类似，技术创新在历史上一直依赖于研发和生产之间的密切协调。创建于1947年的美国空军比陆军和海军更倚重私营公司的新知识和技能。然而，它还运营着一个范围广泛的国内实验室网络。同时，国防部和各军兵种已经将资金分流到多个相互竞争的技术，以支持类似的或相同的任务，从对苏联领土的远程打击到海军舰船的战术防卫。

  国防部还资助大学附属研究中心（UARCs），这是国防部战略研究中心，与大学相联系。UARCs开始于1942年创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UARCs致力于维护对国防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和技术能力。UARCs属于非营利机构，被认为对维持必要的研发和工程“核心”功能至关重要。他们与其国防部赞助商有长期战略关系。（表1）

  在2011财年，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支出了11亿美元用于研发和研发工厂，几乎将所有的支出重点都放在该部门科学技术理事会（该部门的研发部门）的活动上。这些活动主要涉及四个领域：收购和运营支持、实验室设施、研发和创新，以及大学项目。用于研发的支出中，14%用于基础研究，33%用于应用研究，而53%用于开发。

  透过上面这一些数据，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即便财政紧缩的环境下国防投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从几个投资主体部门综合来看，美国从来没有因为钱的问题而放松了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自从二战以来，美国早就尝到了投资国防科技的甜头，怎么可能会因为财政问题而停止创新。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国防科技上的坚定态度，加上它建立了一整套运行非常有效的科技创新体系，才使得美国赢得一次次挑战，保卫了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秩序的建立与运行商发挥重大作用。

  美国的国务院部门是国防科技的投资者，但并不是实施者。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战略、提出需求、给予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具体实现国防科技创新的还是一下三类主体：联邦实验室、大学附属研究中心（UARCs）和防务承包商。

  美国国防工业包括约2700个主承包商公司，其业务跨越9个程序级部门进行运营，范围从航空航天系统到轻武器、地面车辆和服务。然而，6%的公司雇佣了70%多的国防劳动力。飞机部门是最大的部门，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民用利益又有国防利益的部门。此外，10%的公司在供应链的前端收获了43%的收入。

  AT Kearney认为国防公司以三种方式获得经济价值。基于基础设施的公司是那些拥有生产资产基地生产和组装他们的产品的公司，尤其是造船厂和飞机制造业。这些公司的就业人数和收入占了一半还多，尽管他们的数量只占国防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知识型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只提供解决方案，比如情报和软件应用程序。最后，标准化的公司（占该行业公司的59%）生产商品类的产品。那些竞争对手可以很容易仿制的产品，创造的价值最小。这些公司只占29%的就业人数，占总收入的30%。

  在所有的政府承包商中，十大公司占了1310亿美元，并占合同总数的29%。几乎所有的国防承包商，也进行非国防行业的运营。行业领袖包括身价460亿美元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其运营业务为航空航天、IT系统，安全和先进技术；身价870亿美元的波音公司设计、制造和销售固定翼飞机、旋翼飞机、火箭和卫星；身价320亿美元的通用动力公司是一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身价250亿美元的雷神公司，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制造武器、军用和商用电器；以及身价250亿美元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是一家全球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公司。

  这些国防承包商的最大市场由美国海军、空军、陆军和国防部后勤构成，排名前十名的公司每年收到的合同金额从100亿美元到540亿美元不等。在国防专业市场—从海军到国防安全部门——前十名公司占有主要的市场份额（56%），但情况差异较大。在某些市场——比如，导弹防御市场和国防微电子市场，业务规模和范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业务集中度超过90%。在导弹防御市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49%）和雷神公司（23%）引领市场，而在国防微电子市场，雷神公司（47%）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23%）是超级大玩家。

  随着国防工业基础越来越多地集中于IT技术，联邦政府寻求与非国防公司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中，美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特尼特总结到，国家情报机构已经无法独自应对敌人了。In-Q-Tel（IQT），帕琉斯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中情局支持的早期技术投资者，成立于1999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特内特回忆说，中情局创建IQT投资公司，希望利用其有限的资金“在其他地方利用发达的技术。中央情报局确定急需解决的问题，而IQT提供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最初，IQT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需要。今天它支持美国情报界中多达17个机构，重点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以及物理和生物技术。

  2007年，特内特认为，“In-Q-Tel联盟已将该机构置于科技的前沿。”多年来，IQT已经投资了180多家投资组合公司，声称已经利用了39亿多美元的私营企业资金。无论如何，IQT的重要性应该从上下文看得到。在美国，有900家风险投资公司，他们管理着200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平均每家公司管理着2.4亿的美元。在全球风险资本中，这家CIA支持的公司仅仅是全球化产业中的普通一员。

  本来想用两期来结束这个话题，但是主编和责编觉得文章太长了，觉得还是分4期来谈更好。有读者问我，你怎么还不谈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没有军民融合怎么行。但是我觉得，没有创新哪来的融合，军民融合一定是高水平的溢出效应，绝对不是低水平的拉郎配，所以下一周我们会和大家说说当前美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军民融合问题。看到这里好多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不是在谈美国国防科技的创新体系，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想对美国当前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严格意义是一种趋势性分析。另外还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这里的好多数据都是来自《年度国会国防工业能力报告》（Annual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Report to Congress），我们这里曾经对2013年的报告进行了全文翻译，可以向我们有偿索要。

  通过前面的两期分析，其实我们能够准确的看出，美国当前的国防创新体系也处在一个转型升级时期。在这一期，我们主要根据前面，对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创新面临的挑战进行部分性分析，包括：自动减支和有限的预算带来的成本压力，短期国防政策的偏差，以长期、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为代价，国防采办的挑战，从民模式到民转军模式的转变。

  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到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美国始终将苏联作为最大的敌对势力，坚持通过持续的联邦资金来保持美国在国防技术优势。事实也在不断强化这一观点，尽管苏联可能领导着更多的军队和武器，但美国仍然可以在任何冲突中只靠先进的技术就能占上风。正是这种“国家任务”，说服了美国人为赢得冷战胜利的更高目标而推迟他们当前的消费。

  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资源从五角大楼发起的创新转向当前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卫生保健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实施积极的政策，力求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上风。因此，美国国防部，尤其是当它涉及到创新时，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

  国防创新一直有着双重使用目的。它既支持国防创新，也支持商业创新和美国的竞争力。现今的预算削减同时威胁到这两个目的。分析表明，大规模和长期的政府投资在通用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联邦支持民用和国防研发的真实情况。研究军事采购支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明，国防采办对私营公司申请专利和研发投资有积极影响。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根据一项研究表明， 军费开支可以比民用支出更好地刺激创新，因为公司被给予激励措施，以推动技术前沿和发展新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军费开支可以对其余的经济有正面的溢出效应。通过提供没有现有市场的新技术需求的来源，军费开支为那些会对创新产生更广泛影响的研发提供了一个重要动力。因此，毫不奇怪，在整个冷战时期，国防研发大规模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通用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的确，技术政策学者普遍认可，国防研发对发展航空航天工业、核能、计算机、半导体和软件行业、互联网和许多其他技术领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创新是由强大的国防预算激励的。但自动减支对这些创新来说是挑战。事实上，国防部高级官员在最近的战略选择和管理评审中建议，预算自动减赤将导致严重的挑战：“显著减少超出了总统的计划将需要更多的大幅削减迫使结构…在自动减支级别的削减下，我们的军事选项和灵活性将会受到严重限制。”随着1.2万亿美元的自动减支计划被激活，白宫表示了担忧，这也将会“严重破坏国家安全。”但是，政府并没有严重建议、限制或改革应享权益支出以释放预算资源，也没有共和党人努力提高收入，特别是通过提高个税。诚然，奥巴马政府已经提出多种方案来减少国防预算，包括削减大件军备项目，像F-22和F-35联合攻击战斗机。但是这些提议也会削减国防研发。

  最近，空军发布了其30年战略大纲。该计划的核心是追求“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但是，面临最后紧要关头时，这些长期项目是否能获得支持，还有待观察。

  由于这些预算的限制，五角大楼在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方面的投资自2009年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降了2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2012年，美国空军研发支出263亿美元，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支出177亿美元和陆军支出87亿美元。这些数字在奥巴马总统的2013年财政预算请求中仍然保持稳定，但在2014年分别降至257亿美元（空军）、160亿美元（海军陆战队）和80亿美元（陆军）。据五角大楼所述，研发支出将继续首当其冲地遭遇国防预算削减。因此，五角大楼高级领导人试图保护2015财政年度预算计划中研发资金预算不受自动减支预算上限的影响。

  这些高层领导人也表示担忧，继续压缩研发预算可能威胁到美国技术优势，并伤害美国国防工业基地。进一步削减国防和民用的研发支出，将降低美国整体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ITIF（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显示，基于预先自动减支基线估算，联邦政府研发支出的预测下降将至少减少美国GDP2030亿美元，2013 – 2021期间的减少额累计将高达8600亿美元。

  理论上，资金紧张可以促进创新。但是，当总的研发资金削减后，军方是否会更加认真地思考安全威胁、整个的武装力量是否能够应对这些威胁，都尚不清楚。

  成本压力也导致了短期国防政策的偏差，包括研发着重点的变化。经济作为整体，会有短期发展的偏差，以牺牲长期的创新为代价，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这也会影响国防。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甚至举例说明了短期结果的这种偏差。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一直负责资助许多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技术的发展。与苏联的技术竞赛，导致DARPA的创办，一开始就规定其必须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它被作为一个灵活的、非官僚主义的、只专注于技术的机构进行构思和发展。它可以资助研发，但并不将技术商业化。它只是通过利用与美国国防部的联系，来推动创新。这就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如何资助创新理念的——从互联网到GPS、再到先进材料直至制药——同时服务于军事和民用，包括大众消费品的早期研究，直到最近。

  DARPA在寻求和鼓励新技术发展轨迹方面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中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它仍然是一个独特的自适应组织。在托尼•特瑟2001年成为DARPA的局长之后几年，记者们认为，美国旧的技术引擎的转速正在降低。然而，不考虑该机构范围内的组织适应性，DARPA项目经理继续使用同样的五步骤过程与学术和工业团体一起去寻求和培养新技术的发展轨迹。正如埃里卡·富克斯在2009年写道，有了这些变化，DARPA可能已经被有效地缩小“死亡之谷”，在一个支离破碎的行业中协调创新，影响创新为军事需要服务。与此同时，富克斯认为，“新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专注于缩小从发明到创新的差距，努力解决短期问题，这些可能会使美国技术管道没有新的来源。

  问题仍然在于，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是否能够提高颠覆性创新，更多地关注当前军事需求的过程。此外，这关系到资助的整体水平：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更多的颠覆性创新通常从长期投资中第一个被降低。DARPA当前技术的目标雄心勃勃，但预算有限，不仅在DARPA范围内预算有限，而且在国防部作为一个整体也预算有限，意味着增加了中长期成果的压力。

  同样地，在其他服务有着雄心勃勃的技术目标时，现在还不清楚这些长期高风险投资是否有短期生存压力。举例来说，最近，空军，发布了其30年战略大纲，强调了它计划作为目标的技术。该计划的核心是追求“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某些更有前途的技术包括特超音速、纳米技术、定向能量、无人驾驶系统和自治系统。换句话说，那些有前途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的技术，已经使国防创新更无人化和自动化。但是，面临最后紧要关头时，这些长期项目是否能以牺牲短期项目为代价而获得支持，还有待观察。

  国防部已经表明，它更愿意将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方面的支出保持在近630亿美元的水平，这也是该部门将在2014年花费的金额。这是约360亿的美元，小于在2014年用于采购的金额总量。这个缺口在2015年接近260亿美元。根据2015年未来国防计划，国防部将把一半费用花在系统开发和演示上，从2009年的约200亿美元到2018年的100亿美元下。短期政策的偏差也反映在与国防采办有关的挑战上。

  六十年来国防采办改革的大部分尝试都失败了。真正的改革可能需要增加文职官员对采办决策的影响，以及减少武装部队对采办决策的影响。

  正如约翰阿利克所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起源和本质继续决定着美国的国防活动，包括创新。历史上，军工复合体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陆军和海军的飞机设计业务转由私营企业进行。该复合体在20世纪50年代和冷战的早期采取了当前形式。尽管上个世纪中叶大范围的由政府-到-工业的转变，主要负责设计、开发、和生产军事系统，武装部队仍是军工复合体的主要合作伙伴，原因是他们控制着满足和限制武器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反过来，这种配置使得民用国防工业成为初级合作伙伴。

  这种结构是由产业创新驱动的，但仍然由军方主导。它使得美国的国防采办显得不那么重要，包括创新。这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为政府进行的管理从根本上不同于私营企业的管理。这对国防而言尤其如此。它与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量资金被用于高科技系统和设备以满足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由于技术的复杂性，项目选择、订立合同、和监督的困难，以及缺乏军事系统性能的评估指标，“文职官员一直无法行使有效的国防采办监督，使得军事领导人随意进行选择，很大程度上未经检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十年来国防采办改革的大部分尝试都失败了。真正的改革可能需要增加文职官员对采办决策的影响，以及减少武装部队对采办决策的影响。相反，当前的经营模式正设法实现这一不可能事件。武装部队必须领导他们不从技术上控制的、越来越先进的系统，而与此同时，国防承包商负责开发系统却无法领导。

  美国国防部每年花600亿美元——它自己年度采购的近三分之一——在商业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日常产品。它也购买不售卖给公众的东西：这些属于狭义范畴的“商业类型”。现今，政府官员正在敦促供应商提供他们的详细的价格理由；供应商认为这些行动太过干预并且毫无根据。一些供应商正在考虑是否退出军事市场。

  在私营企业，军方的“低成本、高创新”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在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大多数公司必须选择支持一种技术，而不是两种技术都支持——这被看作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要求承包商和供应商采取这样的“中立”态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就是IT行业的重构和全球化之前，普遍采用的是国防技术的民模式。例如，里根时代的重整军备竞赛，发生在一个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而且不联网的研发环境中，受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刺激。在这种模式中，新民用商品由军队或政府研究。通常，这些民模式包括新技术通过国防部或美国宇航局的资助、研究、许可、设施，或援助，可以商业化。这个时代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峰，当时阿利克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对民的超越：变革时期的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

  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这种环境已经演变成一个民用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网络化的研发环境，这也是通过增加发生在亚洲大型新兴经济体中的活动而被推动的。在IT行业中，旧的、刚性的垂直价值链，过去曾经是一个国家关注的焦点，现在已经转变为灵活的、分散在多个国家的横向价值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美国IT主导地位已经被多中心分散的IT超越；因此，组装厂和工厂，以及最近以来，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的研发中心的作用持续增加。除此之外，这一转变导致了旧的民模式的变换。

  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的这种转变与从民模式到民转军模式的转变是相类似的。二战后，它最初理所当然地认为，涉及国防的研发和军事采购的结果是大量的民（从军事应用到民用使用）的技术。只要美国技术发展在前沿技术和国防市场享有优势，民模式就占上风；也就是说，一直到冷战结束为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时代重整军备的巨大努力明显地促进了国家国防技术的发展。当时提出了两用技术的思想——既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又可以用于民用领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IT创新在商业方面的领导地位导致了民转军（从商业技术到国防部门的变换）的想法。一方面，新模式成为冷战后应对成本上升的隐性的方式。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产业转型，从集中的政府市场转向大众消费市场，这可以从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及其从大型机到微型计算机、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的转变中得到印证。

  然而，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政府的政策不再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塑造行业环境。随着CIA支持的IQT（帕琉斯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处于风险资本的宇宙中，这些政策现在更多地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在目前的战后时期，国防研发推动国家的民用创新。今天，角色已经逆转了。国家的创新体系正在推动着国防研发。这一影响（暗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这个国家在全球先进技术部门的优势处于相对减弱的情况，美国将不再能够主宰整个全球价值链，更不要说主宰这些行动的重要节点。

  当美国的公司主宰着关键的价值活动时，后者倾向于依赖与外国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因此，任何适当的21世纪国防创新战略都不得不参与支持双重使用体系，正如当前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资助国家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专注于加法制造、数字化制造、轻质材料、动力电子设备。

  只要这个国家在全球先进技术部门的优势处于相对减弱的情况，美国将不再能够主宰整个全球价值链，更不要说主宰这些行动的重要节点。

  此外，有趣的创新机会存在于国防创新中，涉及到可持续性。国防部通过坚持承诺大量购买替代燃料来促进生物燃料的创新，供应商开始在市场上出售完全替代型的、与石油可以互换的生物燃料。因为化石能源相对丰富，而且成本低廉，所以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将继续取决于政府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将会是唯一令人信服的需要更改燃料的理由。美国国防部可能在努力缩小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方面有关键作用，体现在现有政策鼓励采购替代燃料上，而且总体意图是复制过去的军事研发和采办的民的一些特征。

  习 创新中国 创新创业 科技体制改革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 协同创新 成果转化 预见2016 新科技革命 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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